大半年前，我那已经76岁的岳父每晚只能迷迷糊糊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便开始刷手机、看各种短视频，还把他认为好的内容，诸如“好人有好报”“人老才懂生活不易”“为何老实人总吃亏”等说教类视频转发给我和妻子，以及他的儿子、儿媳。同时还有语音留言，诉说自己遭遇的一些不公、不平之事。每天早上醒来，看到一连串的语音和视频，我们既担心又焦虑。
　　起初，我们都觉得岳父在“作”，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天天折腾。后来才发现，事情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我的岳父留守乡下，近两年一直独自生活。一年前，他因宅基地、挖塘、婚丧嫁娶的份子钱等问题，与人起了争执，吃了些“哑巴亏”。本来，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可他说不想把事情闹大，遭人报复；但自己又解决不了，看不淡忘不掉，因此心里积存了大量不满和压力。
　　那些事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芝麻粒般的小事，完全不必在意，于是多次在电话里安慰他、劝说他。可道理说尽也无济于事，每次通电话他都说“好，我没事，你们安心工作吧”，没过几天问题又会反复，没完没了。
　　除了语音留言、发短视频，岳父还会每天给我们打一次电话，重复诉说同一件事。这样的状态不仅折磨自己，还连累家人，已经到了干扰我们正常生活的程度。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把他接到城里来，看看心理医生。
　　岳父对这样的安排却非常排斥，坚称自己没病，只是被气到了才想不通的，并一再怒斥那些忘恩负义、让他受尽委屈的村民。后来在我们不断劝说下，他终于同意前来。一见到医生，他就急切地诉说起村里那些事来。医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听他唠唠叨叨，就让他先抽血检查，再做脑部核磁共振。岳父对医生的处置相当不满，觉得对方不负责任，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诊室。
　　抽血结果很快出来：没有明显异常。因为做核磁共振的病人太多，岳父被排到了第三天的晚上9点。我们提前一小时到达，才发现又被延后了。等待的过程中，岳父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根本安静不下来。
　　9：55，终于轮到岳父，他既兴奋又急切地走进机房，也不听医生指挥，随意乱动，恨不得几秒就完成检查。
　　核磁共振结果出来后也无明显病变，医生开了些安定类药物，叮嘱他不能私自停药，两周后再来复查。还在医嘱中写道：需家人配合进行心理辅导与治疗，防止出现冲动、消极等意外情况。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岳父的方案：首先，把正帮儿子带小孩的岳母叫回家来，负责监督、提醒岳父按时服药，同时起到陪伴和认同他的作用；其次，将岳父的智能手机使用时间设为每天5小时，超时自动锁屏，还删除了一些内容不适合他看的短视频账号，避免被不断“PUA”；再次，每周安排一名子女回乡看望他，陪他聊天、排解忧愁，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我们还给他安排任务，比如：“爸，下周我回去，你教我做最拿手的那道菜吧？”或者，“家里那块小菜园，你得指导我怎么种，我要带无公害的菜到城里来吃。”还有，“帮我到街上预订一只上好的板鸭，我要带走。”另外，经常拍摄以他为主角的短视频，要求他背台词、准备道具和服装。
　　这些事岳父都愉快地答应了，而且完成得很好。他也不再像以前那般清闲，而是精气神十足地忙起来。经过半年的努力，岳父的状态改善了不少：不再频繁给儿女发信息抱怨，不满的情绪少了许多，睡眠也改善了。两次复查结果显示，他已基本痊愈。
　　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了警醒：忙于工作的子女往往忽视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总觉得他们的一些怪异举动是认知能力欠缺导致的，却不知许多心理问题，其实缘于他们的需求未被看见、情感未被尊重、价值未被认同。也就是说，孝顺并不仅仅是为长辈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更关键的是要在精神层面给予关照。“常回家看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维护父母身心健康最为朴素也最为有效的方法。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网络社交媒体对空巢老人的影响——许多老人突然进入数字空间，但又缺乏筛选信息、消化情绪的能力。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工具，既为他们搭建了与外界连接的桥梁，也像一个情绪放大器，比如我岳父观看的那些“好人好报”类视频，加剧了他内心“不得好报”的失落感；而关于“人心不古”的内容，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矛盾对象的愤懑情绪。
　　帮助老人适应数字时代，是子女践行孝道的新课题。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教他们使用社交媒体层面，更要帮他们“信息解毒”——引导他们关注戏曲、美食、科技、种植等积极有趣的账号，用新鲜健康的内容覆盖那些引发焦虑的信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