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鲁迅，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新文化运动时，他们因《新青年》而结缘于时代洪流之中。陈独秀三番约稿、鼎力举荐，促成《狂人日记》等佳作问世。二人理想同向、风骨相契，虽思想路径不尽相同，却皆以笔墨为炬，刺破封建阴霾，以赤诚与担当照亮近代中国的觉醒之路。
　陈独秀希望鲁迅加入《新青年》
　　《新青年》创刊后，鲁迅一直关注着《新青年》，他曾告诉好友许寿裳，《新青年》的发行虽然受到影响，但由于陈独秀的“交涉，已允续刊”。可见其殷殷关切的心情。鲁迅原在教育部供事，亲历官场的狗苟蝇营，已是失望至极，公暇之际唯有抄写古碑打发无聊的时光，他说：“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从上海迁来北京。次年3月，《新青年》改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陈独秀读过鲁迅的文章，十分欣赏，他知道北大教授钱玄同是鲁迅的朋友，便让钱玄同拜访鲁迅，希望鲁迅也加入《新青年》。
　　钱玄同来到鲁迅的补树书屋，不经意地翻阅着鲁迅抄写的碑文，希望老友尽快从抄古碑、读佛经的自我麻醉中解脱出来，换一种状态，投入新的生活。他告诉鲁迅，陈独秀和《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如果鲁迅能做点文章，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鲁迅受到启发和鼓舞，这才走出补树书屋，拿起笔投入了战斗。
　鲁迅听的是谁的“将令”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礼教。鲁迅终于在这“铁屋子”里呐喊了，“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鲁迅这里说的“听将令”，究竟指的是谁呢？
　　鲁迅说，他之所以做小说，是因为《新青年》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一回，我就做一篇，这里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他的小说“是‘遵命小说’。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从1920年8月7日到1921年9月26日，鲁迅给陈独秀信四封，寄稿件七次，得陈独秀信二封。陈独秀还给周作人去信，催促鲁迅做小说，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即鲁迅，作者注）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甚至催问周作人：“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鲁迅接受陈独秀的约请，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还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将原来腰斩的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在《新青年》上重新刊登。除此，陈独秀还建议鲁迅重印《域外小说集》，并自告奋勇联系出版事宜。显而易见，以陈独秀的影响力，以他们之间的接触和联系，鲁迅所指“将”当然是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而陈独秀乃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
　　五四运动后，鲁迅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在《新青年》上发表。这些作品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教训，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彻底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从而充分地表明他是“听将令”的，“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
　鲁迅对陈延年的赞赏
　　1920年8月7日，鲁迅将创作的小说《风波》文稿寄给陈独秀，很快便在《新青年》上发表。陈独秀致信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并提议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1923年9月，鲁迅采纳陈独秀的建议，把他的十几篇作品结集为《呐喊》。
　　直至鲁迅逝世前，尽管他们之间已成割席，互有不快，陈独秀依然推崇鲁迅的文学造诣。他对友人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鲁迅的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算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
　　鲁迅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对其坦诚的个性则有着尤为深刻的记忆，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外面是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邀请，来到广州。此时广州已成为革命的后方，中山大学也有“革命摇篮”之称。鲁迅到中大后，得到共产党员的关心和帮助，十分感激。一天，鲁迅问共产党员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
　　陈延年也同他的父亲一样，十分佩服鲁迅的人品和文章。这年春，陈延年在离开广州前，特意提醒中大的共产党员，要继续做好鲁迅的工作，当有人提出鲁迅是否会变化时，陈延年肯定地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鲁迅是值得钦佩的人
　　1936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后，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认为这个口号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却受到众多左派青年的围攻。鲁迅对此十分气愤，批评这是“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鲁迅的意思，以为鲁迅也和自己在同一战线上，6月3日，他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去信，对中共中央进行攻击，对鲁迅进行拉拢。
　　重病中的鲁迅阅读此信后，立即口述复信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明确表示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陈独秀在狱中闻知此事后，大为不满，批评陈其昌拉拢鲁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鲁迅逝世后，陈独秀在《宇宙风》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中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也不认同“国防文学”的口号，他说：鲁迅反对的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并举例说上海的奸商“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这些“怪现象”的出现，说明了“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他表示：“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