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放牛，我常踩着牛角骑上牛背。两腿一夹，晃晃悠悠地走。
　　牛屎也是乡间寻常的光景。村里人常常用粪铲把牛屎甩在外墙上，一块一块贴着，像饼子。干透之后，掰下来便是柴火。更多的时候，我们把干牛屎堆进田里，覆上厚土，点火闷烧。几日之后扒开土层，泥土乌黑疏松，地里的肥力便足了。庄稼人朴素地叫它“烧粪”。法子笨拙，内里却藏着土地老实的轮回：草木归根，粪土还地，大地上生长的一切，最终都回归大地。
　　那天朋友邀我去牛屎岭，我一口应下。不为观景，只为这朴素的地名里，藏着我熟稔的乡野气息。
　　可到了才发觉，弯曲的水泥路平整干净，新旧楼房错落其间，连寻常的鸡犬之声都变得稀疏。我心里生出一阵空落落的怅然。朋友见此，便提议：“要不顺路看看杜溪桥？”
　　杜溪桥，久闻其名，因朱书，这位皖江文化的首倡者，让一座寻常古桥，不再只是渡水通途，而载满了乡邦文脉与文人风骨。
　　古桥还在，只是有些沧桑。渔帆点点的水乡盛景早已远去，河道淤塞收窄，溪水清浅。青石桥身斑驳，安安静静卧在溪涧之上，朴素无华。桥面青石之上，留有牛蹄痕，深浅交错，从桥这头绵延至那头。牛屎岭寻不到的乡野旧迹，竟留存于这座古桥之上。
　　这座沉默的古桥，牵着宿松三百余年的杜溪文脉，也驮着一代皖江名士的气节与底色。
　　杜溪桥，原名豆溪桥，在九姑乡杜溪村，横跨杜溪河，明弘治年间周易等兴建。那时候，这一带河网密布、水道通达，许岭、下仓、程岭一带乡民往返县城，皆需途经此处。未有石桥之时，两岸往来全凭舟渡，溪河风浪无常，渡江行路不便。五百余载光阴跌宕，古桥屡经劫难。屡毁屡建、屡废屡兴，青石拱桥在洪涛风雨中反复淬炼，岁岁屹立。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文。清初古文大家朱书，便生长在这杜溪河畔。朱书（1654-1707），原名兴元，字字绿，号恬斋。朱氏世代多以农事为生，直至其父朱光陛，方才开启家族治学之风。朱书生在潜山敢山冲，少年成长于天柱山麓，成年归乡，眷恋杜溪山水温情，遂以“杜溪”为别号，世人皆敬称“杜溪先生”。
　　他结庐溪畔，设馆授徒、潜心著述，枕溪而居、伴柳而栖，留下“两岸花燃野，一溪柳钓烟”的清丽诗句。
　　这座古桥，是岁月见证者。它见过朱书踏桥赴考的身影，也见过方苞千里来访的足迹。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十三岁的朱书赴安庆应试，与年少的方苞相识相知，结下终身挚谊。方苞日后在《朱字绿墓表》中直言：“余之交，未有先于字绿者。”康熙三十五年（1696），方苞专程远赴宿松访友。可以想见当年光景：方苞缓步踏过青石古桥，桥下溪水澄澈、碧波荡漾，两岸草木葱茏。过桥西行，便是朱书依山傍水的居所。两位志趣相投、心怀丘壑的文人，于溪桥茅屋之间昼夜论学、促膝长谈。
　　康熙四十二年（1703），朱书高中进士，入选庶吉士，入职翰林院。奈何天不假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仅五十三岁的朱书病逝京师。灵柩归葬故里，长眠于宿松许岭镇滴露村梨花坞。挚友方苞为其撰写墓表，盛赞其“文章雄健”；戴名世评其“才气横绝一世，文章为百世之人”。
　　世事浮沉、命运无常。朱书离世四年后，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发，戴名世蒙冤遇害。朱书生前曾为《南山集》作序，斯人虽逝，仍被牵入党案。彼时文网森严，世人不敢传抄其文，他的大量笔墨便在岁月里渐渐散佚。这位名震一时的皖江文宗，就此慢慢淡出主流文坛的视野。
　　山河更迭，风物变迁。上世纪六十年代，道路交通改线，杜溪桥退出交通主线。曾经车马络绎、舟楫往来的通途，彻底归隐乡野烟火。
　　此后数十年，古桥再无赶考学子、行旅商贾，只剩寻常乡野日常。老农牵牛踏桥而过，岁岁年年，踏出满桥深浅蹄痕；水鸟翩飞穿梭桥洞，溪岸野花岁岁枯荣、自在开合。古桥褪去喧嚣，在岁月静好中，静静守护一方水土。
　　2022年，当地文旅部门秉持“修旧如旧、复古存韵”的原则修缮古桥，恪守古法工艺，最大限度留存原始青石与古桥形制。修缮之后的杜溪桥，风骨依旧。
　　如今伫立桥上，清风自溪面徐徐拂来，清润微凉。脚下田垄连绵、阡陌纵横，满目皆是乡土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