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21岁时，商承祚以殷墟甲骨文字整理为课题完成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论文《殷墟文字类编》，由导师罗振玉审定、作序，同年刊行问世，一举成名，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之一。抗战后，随金陵大学西迁，1940年在长沙收购古文物，根据此行所著《长沙古物闻见记》，被考古学界认为“开楚文物研究先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淮泗洪水灾荒，寿县朱家集地方士绅以“赈灾”为名，公开组织乡民盗掘李三孤堆楚幽王大墓，出土海量战国时期楚国青铜重器（铸客大鼎、曾姬无恤壶等国宝）。部分出土铜器迅速被古董商贩瓜分倒卖，大量流失海外。目睹国宝损毁流散，学界痛心疾呼。于是，1935年冬，安徽省立图书馆、安徽大学、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等团体，提出效法“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上海、南京、安徽三地联合学术团体“寿县史迹考查团”。1936年，考查团特派商承祚、胡肇椿、郑师许，与测量员李昌、文化技师曹春霆，前往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进行前期实地勘查。1963年商承祚再赴寿县博物馆品鉴馆藏群舒重器。商承祚跨越近30年，两度踏足皖地楚都寿春，见证其学术生涯中与江淮楚文化及金石考古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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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商承祚先生第一次领队赴皖地开展学术考察，是在李三孤堆正式科学发掘前，踏勘墓葬地形、地层、盗掘破坏程度，制定发掘方案。
　　踏勘结束，商承祚返沪接受记者采访称：李三孤堆现状为，北端遭民盗掘一空，中间积水成塘，南端封土厚重，地下尚存三分之一古物，久浸水中，恐致腐坏。商承祚推断此为楚王大墓。商承祚说，发掘筹备已经完成，总预算五六万元，依托中英庚款经费、皖省教育厅补助、各学术团体分摊等。全队二十余人，商承祚、胡肇椿、吴天植主理发掘，叶恭绰赴场监察。
　　随后，商承祚、胡肇椿、郑师许三人向叶恭绰团长提交《发掘设计报告》。报告立足寿县实地现状，直面治安、交通、发掘技术三大难题，极为周密。斯时，沪皖双方矛盾没有爆发，商承祚等踏勘时获寿县、安庆官绅全力配合，地方驻军特派武装全程安保。商承祚据此撰写《发掘设计报告》，上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领发掘执照。
　　不久，“沪皖之争”爆发。上海方主张出土古物先运上海完成拓印、修复、铭文考释、摄影著录，全部研究完毕再归还安徽省立图书馆，理由是安庆缺乏专业设备与金文研究团队；安徽方的立场为文物就地在安庆整理、永久收藏，严防文物外运滞留、重蹈1933年盗流失散覆辙，并联名上书省府维持原案。
　　1937年4月安徽本土学术刊物《学风》专门刊载此事，“沪皖之争”僵持难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寿县史迹考查团数年筹备功亏一篑。更为遗憾的是，1938年，桂系将领李品仙动用军队公开盗掘李三孤堆，将墓中剩余文物劫掠一空，造成寿春楚文化史上不可逆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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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舒城凤凰嘴发现古墓葬，经考古工作者抢救性清理，出土了兽首鼎、矩钮盖鼎、折肩鬲、曲柄盉等成组的青铜器，形制独特，独树一帜，被命名为“群舒青铜器”。群舒，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江淮地区诸多偃姓方国的统称，涵盖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此次发现，揭开了群舒文化研究的序幕。
　　彼时六安行署尚未设立专属博物馆，区域出土文物无固定收藏场所。1963年，寿县博物馆成立，成为集中收纳皖西各县出土文物，也是当时皖西唯一具备青铜器收藏的文博机构。
　　这一年7月，书法家孙剑鸣（司徒越）从舒城中学调回寿县博物馆任职。趁夫人和孩子放暑假，孙剑鸣去六安搬家回寿县。六安专区委托孙剑鸣趁搬家之机，将牺鼎等一批舒城出土文物转运寿县博物馆保存。
　　1963年夏，时值汛期，淮淠泛滥，等雇的两辆大板车拉着大包小包赶到汽车站，被告知陆路中断，寿县大水围城，但一家归心似箭。只好辗转北门淠河下龙爪码头，租条木船，取道淠河水路。中途在正阳关留宿一晚，第二天抵达古城，北门水浸，城门封闭，众人翻越县城城墙，才将这批文物安全送入位于东北隅的报恩寺馆内。
　　这一年11月，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考古学家商承祚赴皖学术调研，由殷涤非、葛伯和、马数鸣陪同，驱车前往新建不久的寿县博物馆考察。商承祚进入展厅后，被一件舒城出土兽首牺鼎所吸引。
　　这是鹿首铜鼎，长31.5cm，高27.6cm，铜鼎整体似鹿形，鼎身前端突出为鹿首，鹿首上耸立着一对三叉形鹿角，镶嵌有绿松石的鹿眼圆睁，目光如炬，两边嘴角圆凸，鼎身的尾部饰有镂空扉棱，象征着鹿尾，与鹿首呼应。背为口，器为身，平盖附耳，三蹄足。腹部饰一周蟠虺纹，浮雕盘龙分列鼎身两边，凸显尊贵。整个鼎造型呆萌，憨态可掬。
　　商承祚近距离观察器型、纹饰、尺寸、铸造工艺，现场与殷涤非等人开展研讨，从形制辨识，当场判定此器为春秋舒国铸造，纠正学界此前笼统将江淮兽首鼎归入楚器的片面观点，明确群舒青铜文化独立谱系。
　　考察期间，商承祚与殷涤非、司徒越等人座谈，围绕李三孤堆楚王陵盗掘遗存后续保护和群舒方国青铜文化与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关系等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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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道春秋舒国小，
　　牛形盆口邈难追。
　　横铉遗制真谁偶，
　　拍案惊看振世奇。
　　商承祚返回广州后，始终心念寿县观鼎之感，感怀江淮小国孕育绝世青铜文明。1964年春节作《咏舒国兽首鼎》七言绝句，并书长跋：“去年11月11日，与葛伯和、马数鸣、殷涤非三同志驱车寿县博物馆，参观舒城所出青铜器，内有牛（鹿首）形鼎，盆口逶迤，各一横铉，鼎二，造型瑰玮，向未之见，信近代之奇珍、国家之宝藏。器出土舒城，余谓殆舒国之所铸也。回穗后萦纡于怀，未能或已，爰成俚句以示奉。一九六四年春节，商承祚书于广州。”
　　现在，安徽楚文化（寿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群舒青铜器正式命名为春秋鹿首附耳铜盖鼎。2025年9月，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评选宣传活动圆满收官，100件（套）承载安徽深厚历史记忆的文物入选安徽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名单。其中，安徽楚文化（寿县）博物馆馆藏文物“春秋附盖三足羊形铜尊”“战国嵌绿松石越王‘者旨于赐’铜剑”“战国郢爰金钣”“五代‘大唐颍州开元寺’大铜钟”“春秋鹿首附耳铜盖鼎”入选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
　　东周时期，诸侯争霸，江淮地区的群舒小国势微，终为楚所灭。群舒文化根植江淮地区土著文化，承袭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不断融合渗透，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难怪商承祚先生参观后发出“造型瑰玮，向未之见，信近代之奇珍、国家之宝藏”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