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每年腊月，我家那杆一百五十斤的大秤总会被抬出来。父亲弯着背，把一根粗木杠穿进秤纽，一头搭在自己肩上，一头落在屠夫肩头。秤钩挂上半片猪肉，我双手抱着秤砣往前挪。父亲看一眼，说声“行了”，秤杆便高高翘起。
　　买肉的乡亲把门板围得水泄不通。屠夫割肉过秤，我站在旁边记录、算账、收款。
　　父亲见屠夫把秤称得平平的，便提醒他把秤砣往秤钩方向拨一点，直到秤杆开始往上翘才说好。屠夫笑道：“几十户买肉的，每户都这样，你可亏大了。”父亲憨憨地笑：“都乡里乡亲的，自家养的猪，亏一点没关系。”
　　周末回老家，隔壁谢婶端着一碗老黄豆来换黄豆种子。父亲接过来，放到小秤上一称，秤杆平平的，刚好一斤。他转身舀出自家的黄豆种，称了足足一斤，秤杆翘得高高的，装进袋子递过去。谢婶刚伸手要接，父亲又抓了一把添上。谢婶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父亲只是笑。
　　父母年纪大了，不再养猪。那杆大秤闲置在墙角，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秤星也脱落了许多。可每次回老家，我总觉得它还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