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摄

　　《中国文化史》（柳诒徵著）上有几份统计表，很直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全国教育状况，其中“民国十一年全国各等学校学生数表”，显示安徽教育十分落后，先天不良。
　　安徽小学、中学、大学总人数74321人，排名全国倒数第四，除了新疆、绥远、贵州（另有几个省统计不全），就是安徽。安徽在校学生如此之少，是由于贫穷，还是人们不重视教育？桐城学者姚永朴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后，以教授四书五经、引导学子谋取功名为目的的私塾与时代不合拍，纷纷停办，而创办新式学堂又缺乏经费，以致造成青黄不接、读书人越来越少的局面。
　　陈独秀对本地的教育现状，也很忧虑，他曾悄悄拿过妻子私房钱办学，结果闹得夫妻不和。陈独秀1905年始任芜湖安徽公学国文教师，1906年3月，他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并任该校监学及教育、地理、东语课程教员，同年秋任芜湖皖江中学教员。1909年底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1912年1月重办安徽高等学校，任教务主任。1917年1月应蔡元培约去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初参与筹备广东军政府拟创办西南大学，未果。1921年1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请，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8月请辞。我之所以罗列这些，说明陈独秀一生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他曾提出政府要拿出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来办学。教育优先发展，经济是基础，“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政府不重视教育，人口素质低，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所以他进而说：“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今日教育之方针》）
　　陈独秀坚信教育与实业是人群进化之“根本”，“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教育尚焉”。他指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未成年教育（基础教育）。他最早的一篇谈教育的文章是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话报》上的《国语教育》，他说：“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对于成人教育，他认为应着重于创办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设立各种工业学校，让更多受教育人口掌握专门的实用的技能，到社会上去“博经济”。
　　1917年，怀宁籍教育家程演生写信给新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陈独秀回信说：“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百家平等，不尚一尊”体现了陈独秀的教育思想。
　　程演生在任安徽大学校长时，亲自创作了一首校歌：“潜岳苍苍，江淮汤汤。夏商肇启，雍容汉唐。文化丕成，民族是昌。莘莘多士，跻兹上庠。潜岳苍苍，江淮汤汤。缅怀先哲，管仲蒙庄。高文显学，宋清孔彰。莘莘多士，跻兹上庠。”可见，程演生是一位既“忧教”又“重教”的人士，在他看来，安徽要振兴，要发展，希望在于“莘莘多士，跻兹上庠”。
　　百年后的今天，安徽教育走进了全国第一方阵。据权威资料显示，安徽在“十四五”期间，教育现代化指数居全国第12位，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9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8.7%，主要指标均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庆素有“院士之乡”美誉，院士人数在安徽最多，全国范围内亦称“前列”。那天，我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先生的故居——怀宁县洪铺镇金鸡村，想到了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给予杨善林特殊贡献奖的颁奖词：“探玄冥之未知，逐灼烁之真理，边嵯峨之险峰，翔寥廓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