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走进棉纺厂的大门，成了一名挡车工。母亲送我到厂门口，替我整了整领口，说：“好好干。”我点点头，转身进了车间。
　　车间里轰隆隆的机器声迎面扑来，一百多台织布机同时开动，震得地板都在颤。老师傅领着我穿过织布车间，指着一台正在运转的织布机说：“这就是你的机台。”
　　那是一台1511型织布机，铸铁的机身，绿色的漆面有些斑驳。梭子从经线间穿过去，带着纬线一来一回，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鱼。老师傅站在我身后，手把手教我接断头——断了的纬线要用手捻接，捻的时候要快，慢了接头就粗了，布面上会留下一个结。我第一天接的断头，每一个都像打了个死结。老师傅看了没说话，把我捻的接头一个一个拆了，重新捻给我看。车间里的噪声太大，说话基本靠喊。工友们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把头发全塞进去，怕卷进机器里。地上永远有一层薄薄的棉絮，踩上去软绵绵的，一天走下来，鞋底都变白了。夏天最难受，车间的温度比外面高出好几度，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布面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冬天又冷得不行，手僵了接不了断头，得先揣在口袋里焐热了才能干活。
　　最怕的是“坏车”。织布机突然停了，梭子卡在经线中间，线缠成一团乱麻。这时候要停机、找问题、拆梭子、理线、重新上机。一套流程走下来，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时。那天机器又停了，我拆了半天拆不下来，急得满头大汗。
　　我正蹲在地上跟线头较劲，身后有人蹲了下来，是老工长。他什么也没说，伸手拿过梭子，三下两下把线理清了。织布机重新响起来的时候，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干这行急不得。”
　　下了班，耳朵里还是嗡嗡的。出了车间，外面的声音都像隔了一层棉花。厂门口有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冬天的时候生意最好。我们下了夜班，一人捧一个滚烫的红薯，边走边吃，热气从指缝里漏出来，在寒冷的空气里散成白烟。师傅们都说，在厂里干久了耳朵会聋，但鼻子会变灵——隔着几台机器就能闻出哪台机器缺油了，哪台机器皮带松了。
　　我在那个车间干了六七年。其间，我看着旁边机台的人换了好几茬，老的退休了，年轻的调走了，新来的来了又走。只有织布机还在那里，白天黑夜地响，织出的布一匹一匹码在仓库里，等着印染、裁剪、做成衣服，卖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离开棉纺厂的那天，我最后去看了一次车间。织布机还在转，梭子还在穿，声音还是那样大。我站在机台前，伸手摸了摸绿色的机身，铁皮是凉的。六七年了，这双手在这台机器上接过无数次断头，理过无数次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出了厂门，忽然觉得耳朵里少了一样东西。
　　那轰隆隆的声音空了以后，世界变得太安静。后来我换过很多工作，但再也没有哪个地方，比那个车间更让我觉得熟悉。棉絮的味道、机器的震动、断头接上时那一瞬间的手感，它们一直跟着我，像一层看不见的灰，落在身上，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