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他们揭橥，而开启了崭新的篇章。最初，他们为探寻文学革命的方向，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后来，却因思想歧异而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他们并不怀揣成见，挟怨贬损对方，而总是客观公允地评说对方的功过得失，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新文化运动中的共识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来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来北京。于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学运动由此而发难，惊醒了许多在旧文化营垒中彷徨的知识分子，鲁迅便是其中的一位。
　　1918年1月，鲁迅应邀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和胡适等人成为同一条战线的盟友。7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贞操问题》一文，批判封建主义的贞操观。鲁迅积极响应，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指出节妇烈女是残虐的非人道的行为，呼吁女人有权享受和男人一样的“正当的幸福”。
　　1919年7月，《每周评论》发表胡适的白话诗《我的儿子》：“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诗平地掀起风波，有人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我的儿子”》，他说“一个堂堂的人”，当然是对父母充满感情的人。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儿子孝顺父母”是否应该作为一种信条。
　　时隔三个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作为对胡适文章的呼应。鲁迅认为父母对儿女只有负责的精神，父亲长者本位应“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我们要“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各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新文化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而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则是胡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胡适对鲁迅也有类似的评价：“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说鲁迅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
　 中国小说史的拓荒者
　　他们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而且也是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师，尤其是治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方面。
　　1920年9月，鲁迅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授课内容多是平日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他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大略》由北京大学印刷，后来又继续修改补充，改称《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
　　《鲁迅日记》记载，1921、1923、1924年，胡适致鲁迅信12封，鲁迅致胡适信14封；胡适赠送鲁迅的书刊有《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鲁迅赠送胡适的书有《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胡适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分析和《红楼梦考证》等，都为鲁迅所赞赏。
　　胡适研究中国小说的主要方法是考证，他对中国几部有影响的小说的考证极有见地。胡适的“《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传’”一说，更是创立了别开生面的新红学理论。鲁迅对此充分肯定，认为“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胡适在谈到中国小说的研究成果时，总是把鲁迅摆在重要的位置，他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1922年5月，胡适作《三国演义序》时特意指出：“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材（即鲁迅，作者注）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他原本假设《水浒》有古本，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后，感觉到鲁迅的论点“很细密周到”，便订正了这种假设。
　　胡适特别推崇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早在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便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后来，鲁迅对胡适多有批评乃至斥责，胡适则是“老僧不见不闻”，不置一词，不予反驳。难能可贵的是，鲁迅逝世后，有人向鲁迅大泼脏水，极尽漫骂、诋毁时，胡适仍能以持平的心境，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
　　当时，对鲁迅批评最激烈者莫过于武汉大学的苏雪林，她认为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胡适知道后，立即给苏雪林去信，批评苏雪林言辞失当，“是旧文字的腔调”，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
　 你们三位都是我的朋友
　　《新青年》最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以为会激起舆论的反响和讨论，然而却依然平静如初。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着急了，“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钱玄同以“王敬轩”为名，综合各种反对的观点，撰写成《文学革命之反响》，刘半农则撰写《复王敬轩书》予以回击，两篇文章同载《新青年》。
　　这场“双簧”确实收到预期的效果，各方来信纷纷寄至编辑部，有支持、有反对、有诘难，沉寂一时的文学革命的讨论，真的热烈了起来。胡适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轻薄”之举。鲁迅不赞成胡适的看法，他说：“矫枉不忌过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胡适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才学、文章、人品赞赏不已，他说对于周家昆仲，“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但在1924到1925年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胡适的和事佬角色，却多少有负他们的多年情谊。
　　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对待学生像婆婆对待儿媳那样的古板和怪异。1925年1月18日，北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发动驱逐杨荫榆的学潮。此时，鲁迅正在女师大执教。他支持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斗争，周作人、许寿裳等也站在女师大学生的一边。《现代评论》的陈源频频发表文章，批评女师大自学潮后已变成“一个臭毛厕”，并说，鲁迅、周作人“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女师大是由他们“暗挑剔而成风潮的”。
　　胡适不支持女师大发动的学潮，然而，辩论的双方都是他的朋友，惯以调和、中庸为行事准则的他，一时犯起了难。1926年5月下旬，胡适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写信，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呼吁他们学学大海，容忍一下对方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