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见了都眼馋。上世纪初，姥姥生在河南杞县的一户农家。她姓王，没有大名。嫁了人，才有了“杨王氏”这个称呼。杨是婆家的姓，王是娘家的姓，后面加一个“氏”字，就算是她这个人了。
　　三十多岁上，在外跑买卖的姥爷遭了难，撒手走了。姥姥用一副单薄的身板，把整个家扛了起来。四个儿女，一个一个拉扯成人。大舅还没成年，她送他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游击队走了。新中国成立后，姥姥随大舅离开杞县，一路辗转到安徽阜阳，又跟着远嫁的女儿，在亳州落了脚。那一路的颠沛，她从没细说过。他乡住成了故乡，一住就是一辈子，直到老去，再没回过老家。
　　姥姥常说：“儿女在哪，家就在哪。”这话听着豁达，底下却压着许多没说出口的东西。偶尔有人提起杞县，她也只淡淡应一声，眼睛却望向窗外，望得很远。对故土的牵挂，她悄悄收进心里；剩下的日子，连同一身的疼爱，都给了身边的儿孙。
　　姥姥不识字，却精打细算，把清贫的日子过出了滋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件金贵，缺这少那。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着一张桌子，锅里就那么多东西，姥姥总能匀得停当，让每个孩子碗里都见点油星。家里有她在，再难的日子心里也踏实。
　　她中年丧夫，晚年又丧子，按说是该怨命的，可她从不抱怨一句。生活的风雨，她一个人挡在前头，给我们留出一片晴天。白天再多的难处，到了晚上，也都化进灯下的一针一线里去了。每天傍晚，把一家老小的吃喝张罗停当，她就坐到老屋的灯下，端出那只针线筐，缝缝补补，常常缝到深夜。灯光昏黄，影子映在墙上，一动一动的。我和一众表哥表姐，都是踩着她做的虎头鞋、戴着她缝的虎头帽长大的。那虎头鞋的鞋尖上绣着老虎的眉眼，威风凛凛，街坊的
　　姥姥的一双手，像藏着个百宝箱。一块零碎布头给她，转眼就成了绣花的书包、绣花的鞋，成了掰着脚指头的娃娃香包，线头做头发，画上眼睛鼻子，神气得很。过年，她拿出剪刀，铰出窗花，铰出一串手拉手的娃娃，往门窗上一贴，年味立时就满屋子漫了开来。她还领着我们攒废纸、沤纸浆，把瓷盆倒扣在门板上，一层一层往上糊，糊匀，晒干，揭下来便是个盆形的硬壳；两个一合，粘牢，外头裱上画纸，挖一个碗口大的洞，一只收纳箱就成了。那只箱子在屋里用了好多年，针头线脑、糖块儿、孩子们的小玩意，都往里头搁。这些手艺，如今成了我们兄弟姊妹围坐时的话头，一说起来，苦日子里的那点甜就都回来了。
　　苦日子里，姥姥总有本事让一家人吃出烟火气。她带着我们满世界寻“野味”。春天泡桐花开，一树一树的紫，她挑最嫩的采下来，洗净，剁碎，拌上点油盐做馅，蒸出来的包子清甜软糯，咬一口，满嘴都是春天。雨后，她挽起袖子摘蘑菇，回来烙成咸饼子，油花在锅里嗞嗞地响，香味顺着门缝往外钻。柳树发芽，她捋下嫩叶，焯过水攥干，拌上蒜泥香油，苦里带着回甘；核桃树上垂的绿穗子，雨后墙根冒出的地软，到她手里也都是一道道菜。寻常东西经她一摆弄，就成了人间至味。那时跟着姥姥找吃食，提着篮子翻沟过坎，像进山寻宝，一路都是盼头。
　　如今山珍海味都不稀罕了，我却再尝不到那一口泡桐花包子、蘑菇咸饼子。那点旧时光的甜，随姥姥一道去了，成了往后余生里最长的一个念想。
　　姥姥这一生，像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抽穗，结果，把自己一点一点交了出去。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倒把福都留给了后人。她普通得很，普通得像一粒尘土，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
　　她早归了尘土，带着牵挂，带着不舍，离开了操劳一辈子养大的儿孙。可她的勤劳、良善，那股不肯认输的韧劲，早化进了我们的骨血。缝进衣裳的温柔，煮进饭食的疼爱，藏在岁月里的守望，一样也没散。如今天冷了添衣裳，吃到一口家常菜，心里头还会忽然想起她。
　　那个迈着一双小脚、打着绑腿、裹着黑头巾的姥姥，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