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必修上册，选入了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鲁迅的《拿来主义》与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查阅郭沫若与郁达夫二人的生平，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这两位文人，竟都和鲁迅一样，早年曾远赴日本学医，且都弃医从文。只是世人论及“弃医从文”，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鲁迅——这或许是《藤野先生》一文深入人心的缘故。
　　这三人中，鲁迅的放弃最为决绝。仙台课堂上那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画面里同胞麻木的神情，如一枚钢针刺醒了他。他由此悟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继而认定“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果断放弃医学，转而拿起纤弱的笔，写下的却是极犀利的文字。
　　郁达夫的转身，倒像是“归顺”于内心。青春的彷徨、时代的苦闷与情感的暗涌，这些均非所学的医学所能消释得了。于是，他转入了东京帝大经济学部。不过，文学才是他唯一的情感宣泄口。
　　有趣的是，他并未完全抛却所学——1924年在北大任讲师时，他讲授的正是当年的统计学。
　　相较之下，郭沫若的选择更有意味。他是三人中唯一将医学专业修读完毕，并取得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本科文凭的人。只是他生性不喜医学，加之听力欠佳，最终完成了学业，多半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许——学有所成，获得一纸文凭。这份心情，与贾宝玉走进科场颇为相似。不同的是，郭沫若在获得文凭后便彻底转向文学，从未行过一天医；宝玉则在走出考场后，即飘然出世。
　　如此看来，鲁迅最为决绝，遇事毫不妥协。郁达夫则是似弃非弃，流露着传统文人特有的优柔与辗转，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挚爱的文学。郭沫若虽有过适度的妥协，或说是成全了他人的愿望，但初心未改。
　　这三人，郁达夫与郭沫若志趣相投，早年共同创建了“创造社”。鲁迅虽年长郁达夫15岁，却与他相交莫逆，亲如兄弟，如1924年3月18日，赠郁达夫《创造》一本；同年7月3日，又“午后访郁达夫，赠以《小说史》下册一本”。然而，鲁迅与郭沫若这文坛双星，却终生未曾谋面。
　　想来，郁达夫似是三人中最易相处的；然这份好性情，仅存于友朋之间。他与王映霞轰轰烈烈的婚恋，最终却以不堪的公开决裂而黯然收场。人性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终其一生，郭沫若的政治地位最高，出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鲁迅与郁达夫虽无此等殊荣，却也以“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而被后人长久铭记。
　　若将目光移至他们笔下，文品与性情的映照，亦很微妙。
　　鲁迅的诗，沉郁顿挫中蕴藏着雷霆雨电，“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句，与其杂文同出一脉，是投枪化成的铭文。郁达夫的诗，墨迹淋漓处尽显才子心肠，“曾因酒醉鞭名马”之叹，情深而辞艳，漂泊与忧思浸透纸背。二人诗风迥异，然功力与性情，皆足称一代名家。
　　而郭沫若，人们总是将其与新诗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他亦是此中大家，诗风豪迈磅礴，不乏佳句。或许因其新诗光芒太炽，亦或许是晚年酬唱之作多流于时势，其旧体诗名，终不若鲁、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