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却在参加高考。时为1978年，我22岁，在一所中学里“为人师表”已近五年。
　　那一年，比我年龄大的参加高考的人多了去。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与我的学生进了同一个考场，属“同场竞技”。
　　尽管是老师，我的文化程度并不比他们高多少。小学和初中就没上什么课，读了两年师范（中专），就到中学教语文，着实是误人子弟。学生们比我小四五岁，刚听到他们叫老师，我都脸红。
　　恢复高考唤起了我的大学梦，怎么着也要在1978年的夏天搏一把啊！
　　学校热火朝天地组织学生备考，分成文理两个班，百来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夜以继日上课、做题、模拟考试。我抹不开面子，即便在最后排加个凳子旁听也不好意思，毕竟我也教过他们一篇文章怎么归纳出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
　　自己闷着头在办公室里看书复习，好在老师是现成的，就在邻桌，不懂就问呗。他们对我这个同事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最挠头的还是数学，我太瓤了，连一元二次方程都解不出来。这门课花费了我大部分的复习时间，好在有数学C老师耐心辅导，从最基础的讲起，比那些学生，我还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她也会在嘴角边漾起笑意，那分明是在说：这家伙怎么这么笨呀！
　　我要考的是文科，除数学外，还有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些科目应该不太难，即便不复习，我也知道“玄武门之变”是怎么回事；一艘轮船从广州运货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中间要经过那些海域。这些考题今天看来很可笑，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还真就出现在考卷上。
　　考试定在7月20日开始，考点在屯溪一中。天气很热，一个教室30个考生，课桌摆放间隔有序。我居中，四周皆学生，呈“环伺”状。我忐忑不安：一旦名落孙山，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讲台啊？！
　　考试一门门进行。尽管抱了“佛脚”，数学还是卡住了我，除第一道大题外，后面基本做不下去。其他诸科顺利，就是语文没考作文，改为闻所未闻的缩写一篇文字，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最得心应手的是历史，顺顺当当地做完，离交卷还有大半个小时。如“官渡之战”，我答得几乎滴水不漏。考后才知道很多考生不是答“赤壁之战”就是错成“淝水之战”。
　　检查了三遍卷子，无事可干，听窗外小鸟在枝桠上叫，等考试结束的铃声。看周围的学生，抓头搔耳，似都陷入困厄中。我爱莫能助，为师确实也是无能为力啊！
　　一月后，成绩出来。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考得很出色，高分迭出。文科包揽了屯溪前三，在徽州地区（今黄山市）亦是名列前茅。我居“榜眼”，比第一名差了4分，输在数学上。那些日子里，校长老师们脸上都是笑意，来学习取经的络绎不绝。
　　接着填报志愿。第一名的学生报了北京的人大，第三名的报了天津的南开。招生办的人告诉我：你的成绩报什么学校都有被录取的把握。可当年高考官方文件明确规定：凡中小学公办教师，一律只允许报考师范院校。无奈，志愿表填满华东师大北京师大的文科专业了事。母亲是上海人，自然希望我到她的老家读书；何况外婆和几个姨妈还在上海，自然华师在先。录取通知书寄送的那些天里，学校喜气洋洋，三天内，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三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依次抵达。喜悦与遗憾交织，我心态相当复杂，特别是父亲一个朋友的孩子，比我低10来分，居然被北大录取了。
　　时光荏苒。去人大的那位学生，以后成了著名法学学者，一段时间里，在央视法治节目里，经常见他侃侃而谈；去南开的那位，则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学术上很有造诣；我毕业后还是教书匠，一直干到退休，这个职业还是挺适合我的。
　　现在也时不时地和当年同一考场的学生聚聚，免不了追抚往事。他们都说：您那时和我们一起考，我们的心定了不少。我则笑着回应：和你们一起考，我有一种非考上不可的亢奋，没有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