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了73周岁生日，自我感觉是快要落山的太阳，所以对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记忆中总觉得是渐行渐远，甚至我家的儿辈、孙辈都没有人过此节啦！
　　到了“江河日下”的年龄，往往容易怀旧。又逢儿童节，我想起已然遥远但自觉很荣光的一幕：63年前曾担任肥西县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主席。
　　1963年我10岁，在肥西县实验小学首开的五年制试点班读小学三年级，成绩优秀，擅作文，登台讲话从不怯场。可能是考虑这些因素吧，“六一”的前两天，班主任程吉惠老师通知我：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定，我们学校要安排一人担任县里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小主席，学校研究就是你啦！程老师说，所谓主席，就是“主持会议的人”。除了按程序当司仪外，还要准备一份中心发言稿，讲自己的节日感受。我自然十分激动，一口应允。
　　“六一”那天一大早，我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蓝裤子，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县大礼堂。老师把我带到后台，一一交代了诸如“站哪里”“不要慌”“讲话声音要洪亮”等细节，并一再给我鼓劲：“今天你唱主角，祝你成功！”9点整，随着老师的一个手势，我大步走向前台，对着麦克风大声宣布：“肥西县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下来的程序是向县领导献红领巾，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排成两路纵队的少先队员登台，为来宾系上鲜艳的红领巾。轮到我“发表”主持词了，有位叫吴诲功的副县长大约是感到我个子矮而麦克风又调不下来，干脆离席把我“提”到椅子上站着，再示意我开讲。我的发言稿因年代久远如今已背不出来了，但洋洋洒洒一国际二国内三本县四学校的“套路”记忆犹新。我还提到当年刚开始的全国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提到发生在我们学校和身边的好人好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现在看来，那发言稿追求面面俱到其实都没说透，当然几分钟的讲话也不可能说透。会后，我和同班同学刘力、施建初到上派镇仅有的照相馆合影。我掌着三轮摩托车把手，他俩坐在车斗里——摩托车是平面硬纸板做的。我们目光炯炯望着前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73年我20岁，上半年在三河一小教语文，附带兼“革命歌曲”课。语文课还好对付，教唱歌对我来说，难的是天生“左嗓子”，实在不好听，好在我有点音乐“细胞”，口琴、二胡、笛子轮番上阵，其实也不难。那年儿童节，当班主任的一位女教师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操场上席地而坐，我指挥学生拍手齐唱：“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当“娃娃头”是有回报的，下一年我在农村小学做代课教师，每逢周末学生们都会自发地把我陋室里的脸盆脚盆和灶台上的葫芦瓢一起拿走，就近找一段沟渠把两端堵上，不停地舀干水，逮上来的小鱼小虾泥鳅螃蟹多有三四斤，至少能改善我三四天的伙食。
　　1983年我30岁，被组织选拔刚进入市直机关工作，时逢“六一”，随单位去合肥的“西伯利亚”肥西高刘乡（今经开区高刘街道）看望慰问。我们一行高兴地看到，基层幼儿园校舍等工作条件已经明显改善，有了风琴和手风琴，孩子们表演的节目也是“杠杠的”。座谈会上，领导要当过10年教师的我也讲几句，我可不敢“妄说”，只是站起来背诵了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一段，献给老师们：“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它将永恒……”
　　从自己的“六一”到当教师带领学生庆祝“六一”到和老师们共度“六一”，往事并不如烟。歌词有云：“老朋友怎能忘记过去的好时光”，那是我们从懵懂走向成熟的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