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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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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新安晚报

日期: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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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9版:徽派地舆       上一篇    下一篇

在庐江县矾山镇新中村,青山翠影间静静伫立着一栋以姓氏命名的“姚氏围楼”。这是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了省内外建筑学者的关注。然随着这些专业人士的造访,围绕这栋百年老宅的几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楼名衍变
  围楼,是客家民居中极具代表性的堡垒式建筑,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等客家聚居区,是珍贵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
  而在皖中地区庐江县境内这栋典型的徽派建筑,何以得名“围楼”呢?
  姚氏围楼,位处矾山镇新中村姚院村民组。这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是庐江县“沙湖山姚氏”族人集聚地。历史上,这栋百年老宅,姚氏族人乃至方圆百里乡村的人们均称之为“升子楼”。
  何谓“升子楼”?
  该楼坐北朝南,原为“五进”,现仅存三进,由三厢房三天井组成,每进五开间,上下两层,共有房屋30余间。建筑布局狭长、天井细窄,从空中俯瞰,整栋楼的形状酷似古代民间用来称量粮食的工具“升子”。于是“升子楼”这个形象生动的称谓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当然,数百年世代相传,“升子楼”命名的寓意,在传统文化中也肯定有一定的玄机:“升”为古代容积单位,象征“聚财纳福”;天井布局,与徽派建筑“四水归堂”的理念高度契合。“升”亦有“步步高升”之意,结合该楼门额石刻“永建乃家”四字推断,可能暗含家族对仕途与财运的双重期许。
  “升子楼”更名为“姚氏围楼”,始于21世纪初。
  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普查员在这交通不便的小山村发现此楼。之所以将此楼命名为“围楼”,专家们讲述这其中蕴含着多重因素。
  其一,“围楼”的称呼更能体现这栋建筑的功能与结构特点。它的墙体高大厚实,房屋环绕天井而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围合空间,类似客家围楼,凸显了它作为宗族堡垒的功能属性。其二,此楼所在地是姚氏族人集聚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姚氏家族是这栋建筑的建造者和守护者,它承载着家族的记忆,见证了姚氏家族的兴衰变迁。以家族姓氏命名,能够强化家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普查结束,地方政府正式以“姚氏围楼”为其命名,取代了“升子楼”的俗称。2007年11月,庐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保单位”。
 年代谜团
  百年老宅“姚氏围楼”始建于何年,地方志书及《姚氏家谱》里均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家谱记载“沙湖山姚氏”迁徙的时间来进行探析。
  康熙四十三年(1704)首修《沙湖山姚氏宗谱》记述:“吾族旧籍宣城,元季避乱于舒(城)。洪武初(1368)昱祖复迁庐(江),卜居县邑钟楼桥。”因城邑人众,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族人移居“邑之南去城十里”的沙湖山,其中一分支迁往沙湖山东南的双凤(即今之“姚院”所在地)拓地置业。由此可知,截至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姚院”已存续570年左右。
  先有姚院,后有“姚氏围楼”。该楼始建于何年?现存有两说:
  其一,姚氏围楼内有一块保存较为完好的“宪禁”碑。据碑文记述:时年姚院所在地尚有夏姓一族。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姚氏先高祖出资购买夏姓田产房屋一处。契约上载明住宅后面有夏姓先人坟冢,以坟圹为界,不再向外扩展。但夏姓后人借着祖坟地的名义,越界砍伐树木、继续安葬。姚姓族人多次控告无果。直至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附贡生、恩荣冠带、乡饮大宾姚鸾领衔上告至县衙。知县大人亲临现场勘察,并“查阅原案”,最后做出判决,并将判决书内容刻于“宪禁”碑上:“……此山所有夏姓存坟贰冢,止许标祭,毋许再葬砍伐。……为此示仰该生等遵照,即勒石永禁,毋违,特示!”
  其“宪禁”碑落款“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示”。于是,姚氏族人以此为据,认定该楼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即姚氏先高祖出资购买夏姓田产之时。截至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已有400余年。
  其二,绩溪县材栔古建筑勘察设计部,于2017年,通过招投标承包“姚氏围楼”修缮工程。在具体施工中发现:该楼虽然部分大木构架已倒塌,但从中进现存大木结构的主体部分来看,楼房用料制度、结构形制、装饰手法等,明代徽派建筑特征明显。徽派建筑作为我国典型传统建筑流派成熟于15世纪后期。明代早期的“徽派三雕”以平面浅浮雕为主。而“姚氏围楼”内部保存较为完好的木构件采用的就是明朝早期徽派简洁浅浮雕。据此推断,该楼应始建于明天顺年间(1457—1464),迄今有500余年历史。
  两说相差百余年。相比之下,依据该建筑物采用明朝早期“徽派简洁浅浮雕”的装饰手法做出的推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楼主争议
  关于姚氏围楼的建造人,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义士姚业发于乾隆年间所建;一说是姚氏先祖集体所建。两种说法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视角和家族记忆。
  清光绪《庐江县志·义行》载:“姚业发,字中美。州同衔(知州副手,荣誉性官衔)。……乾隆乙巳大旱,业发出重赀助官赈,复私贷数千金赈济流亡,全活甚多。因是家渐落,乡人义之。”这样一位“私贷数千金赈济流亡”、结果导致“家渐落”的义士,是否有财力建造该楼,姑且不论。但看姚氏围楼里那块“宪禁”碑,清晰记载姚氏先高祖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出资购买夏姓田产。而《沙湖山姚氏家谱》记载:姚业发出生于雍正十年(1732),嘉庆三年(1798)终,享年67岁。以乾隆乙巳年(1785)姚业发“重赀助官赈”时计算(时年53岁),两者相差180余年。不论是购买夏氏田产当年建楼,还是数年后建造,“姚业发于乾隆年间所建”之说,有违史实。
  认为姚氏围楼是姚氏先祖集体所建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宗族聚居的传统和家族发展的历史。从围楼的规模和布局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宗族聚居特征。围楼原为“五进”,共有房屋50多间。能够容纳数十户族人共同居住。这种布局和规模,如果是某一个人建造,其需求和实力令人费解。
  在我们进行深度调研时,有本土工匠指出“姚氏围楼”的清代徽派建筑特征也比较明显。例如,楼房后进梁柱上雕刻的各种鸟兽图案,以及二门石鼓上刻的“麒麟送子”“龙凤呈祥”等纹样,都体现了清朝时期建筑装饰的审美取向。另,姚氏族人讲他们的长辈口耳相传此楼曾遭遇火灾,后来整修过。
  基于这两条信息,我们可否推定:姚氏族人于明正统年间徙居于此“扩宇创基”,20余年后,于明天顺年间由族人集体建造此楼。清朝中叶遭火灾受损,乾隆年间,义士姚业发领衔主持修葺。
  但无论是姚氏先祖家族还是义士姚业发,都是姚氏围楼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此楼见证了姚氏家族的发展历程,承载着家族的文化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