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乡发展差距明显，初在城里当上钢铁工人的姑父，骨子里充斥着优越感，他每次回乡过年，都是风衣墨镜围巾、西装领带皮鞋的装扮，一副豪气逼人、高高在上的做派。那时我们非但没有觉得姑父得意忘形，反倒感激他给家族增光添彩，男女老少都以有个城里亲戚为傲。
　　随着时光的推移，乡村发生巨变，道路硬化到户，独栋洋楼林立，家家有车库，户户有菜园，卫生间都在房屋里面，城乡生活条件业已几无差别。可是姑父不但沿用老眼光看待新景象，而且生出喜欢谈论乡村“陋俗”的新毛病。别人同他聊天时，意见与之稍稍相左，他就会唾沫横飞地给人“纠偏”，直到将人引入“正途”为止。
　　我的兄弟姐妹均在沪苏浙一带谋生，他们可借距离之遥躲避与姑父见面的恐忧，可我与他同居一城，素日不见倒也罢了，逢年过节咋办呀？为此我曾和父亲进行过沟通。父亲说，啥都不看，就看在你姑将你视如己出的分上，逢年过节你也应该带上礼品，去她家里“忍受”一下，气氛融洽就留下吃顿便饭，否则寒暄几句再找个理由打道回府。
　　多年以来，我都是这么做的，提着礼品惶恐而去，进门之后如坐针毡，但是出于礼节，又不得不佯装愉悦地坐下来陪姑父浅聊世界风云变幻。我坚持一个聊天准则——聊到认同的观点时，便蜻蜓点水般地多说几句助兴，反之则笑吟吟地缄默以对，从不像其他人那样，一言不合就急赤白脸地大加争辩，为了各自的“真理”，将长幼尊卑与颜面体统抛诸脑后。大体来说，姑父对我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
　　转折发生在数年以前，当时，大姑父出于好意，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没承想经他牵线搭桥后，姑父便开启了无休无止的遥控指挥模式，疯狂到在我和女孩交往期间，什么时候该说话、说哪些话，如何约会、何时约会乃至为什么不约会等都频加干涉。他一天给我打二十多通电话成为常态，如果我没接电话他就会一直拨打。没过几天，我招架不住这种疯狂遥控，愤然将其号码拉黑后，他又借用姑姑的手机试图与我取得联系。好在姑姑深明大义，发现端倪后立即阻止，为我挡住了极端骚扰，不然我必定抑郁。
　　那桩相亲虽然无果，但我依旧感激姑父，毕竟“新仇旧恨”与“关心厚爱”要分两头说，我不能好赖不分是非不明。那次风波过后，我又将姑父的手机号码拉回白名单。后来见面，他不提电话拉黑的过往，我也揣着明白装糊涂，没人捅破窗户纸，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维系着这层脆弱的融洽。
　　再后来，姑父患上脑梗，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依旧牙尖嘴利，人送外号“常有理”。逢年过节我去拜访，他会和我聊起往事，说着说着就声泪俱下，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姑姑说，姑父的小脑日渐萎缩，走路摇摇晃晃，生活几近不能自理，有时宛若孱弱的孩子令人心疼，但固执起来却又令人发指。生病心情不好偶尔发发牢骚可以理解，但是年近八旬还动辄抬手打人就让人无法接受。得知姑父几次对姑姑动手而姑姑又极力掩饰时，我对他们一家渐渐失去了耐心和共情。
　　最近几年，我大多在年节前的某个周末去看望姑姑，甚至偶尔在下班后悄然来到她家小区门口，打电话让她下楼来接礼物，和她聊聊近况后便趁着夜色回家。姑姑深谙我的心思，也不勉强让我上楼小坐，她常常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你姑父，可你每次过来看我，不吃我家一口饭，不喝我家一口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这句话，在城市灯火里，倏然勾起我内心深处的忧伤。
　　因为各种是非难定的原因，姑姑的娘家人从未给她撑起一片晴空，但她凭借一己之力，依旧在这片天空下坚韧地生活、尽情地绽放、热烈地燃烧，并且保持热情高涨。我想我距离姑姑最近，应当摒弃执念做些什么消弭这层疏离，进而让娘家人的温情，充盈她空旷孤寂的心房，才不枉彼此相亲相爱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