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朱德参加过护国讨袁和护法战争，可就是看不到民主共和的希望。五四运动后，迷茫中的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便毅然舍弃高官厚禄，从四川来到上海，满腔热情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没有当即答应。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又远涉重洋，来到德国柏林，在这里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
　　五四运动后，朱德接触到马列主义，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新世界。其间，挚友孙炳文的到来，更给他以莫大的帮助。孙炳文是老同盟会员，担任过《民国日报》主笔。在与朱德的交谈和接触中，他真切地感到朱德不像旧军官那样乃一介武夫，他有自己的胸怀和抱负，是一位“大雅绝俗”的儒将。孙炳文主动要求在朱德手下谋事当差，朱德聘请孙炳文担任旅部咨谋，成为朱德的高级幕僚。
　　他们常常埋头在书斋中，《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成为他们百读不厌的杂志，由此讨论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他也由此知道在北大有引领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5月，滇军总司令唐继尧不顾入川滇军将领们的劝阻，执意要发动对四川督军熊克武的战争。当时，滇军在四川有二个军，朱德为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混战。9月中旬，川滇两军在成都近郊血战九昼夜。10月8日，泸州失陷，滇军不得不退出川境。唐继尧扩张四川的企图彻底破产，朱德也率余部退回云南。
　　唐继尧不甘心失败，既不接济失去给养的滇军，又令他们继续反攻四川。滇军将领秘密开会，决定举兵推翻唐继尧。行动前，朱德让孙炳文去北京，在推倒唐继尧后再与孙会合，一同去欧洲考察学习。在滇军将领的军事逼迫下，唐继尧不得不下野，避居香港。
　　稍稍平息的日子里，朱德对自己的军旅生涯作了总结和回顾：“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十年军旅，本以为为民主共和而战，可事与愿违，却都为军阀割据效力卖命，他沉陷于痛苦的反省之中。
　　1922年3月，亡命香港的唐继尧卷土重来，回到昆明，重新上台。1922年3月27日，唐继尧发布《靖国军总司令部训令第31号》，对朱德发出通缉。朱德被迫逃离昆明，一路颠沛，回到南溪家中。小住几天，安顿好家务，便又前往重庆，准备去北京寻找孙炳文。这次逃亡促成的人生新转折，他欣慰地称之为：“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
　二
　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汹涌而至的各种新思潮，对他颇有刺激。他反复比对，认定中国的前途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到北京和孙炳文相会后便打算去见李大钊，可李大钊当时不在北京。于是，他们由北京来到上海，准备直接去找陈独秀。曾在延安采访过朱德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对这一会面有着颇为详尽生动的记载：
　　“朱德去会见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告诉史沫特莱，那段时间他“真难过”，绝望、迷茫，“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陈独秀应该知道朱德是个老同盟会员，而同盟会员延续下来则自然是国民党员，况且，朱德在军界的职务也不算不高，跨党和军阀的经历，都不容许他爽快地答复。鉴于此，陈独秀既没有当即答应，也没有一口回绝，换句话说，需要考验一段时间。
　　这样的答复，对于一腔热血、满怀信心的朱德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但他寻求救国的希望并没有破灭。9月初，又和孙炳文等朋友搭乘“安吉尔斯”号邮轮，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洋，再次开始新路的探寻。
　三
　　1922年10月22日，朱德在德国柏林找到了周恩来。据史沫特莱记述，在与周恩来会面时，朱德“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周恩来答应“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
　　张申府是当时旅欧支部最高负责人，这位中国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五四运动时期就与陈独秀、李大钊具有同样的信仰，参与了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1920年冬，张申府应聘来法国里昂大学中法学院担任逻辑学教授。陈独秀在张申府出发前，给他一个任务，到欧洲后要把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组织。张申府到法国后便发展刘清杨、周恩来为党员，不久便建立了支部。张申府晚年回忆说：
　　“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在一年后回国时，中共三大已通过决议实行国共合作，形势的重大变化，陈独秀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张申府晚年回忆：“后来我回国，一天晚上到当时党总部，对陈独秀详细谈了介绍朱德同志入党的经过，他完全同意。”
　　1926年7月12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国。到上海后即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报到。陈独秀一改四年前的冷淡，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德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
　　朱德选择了去杨森的护国军工作。次年1月，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接着又被委任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他是领导者之一，自此，用他的话说“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成为中共武装斗争的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