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傍晚，我抱着小外孙女，在江淮大戏院门前等女儿来接。五岁的小外孙女仰着头，盯着斗拱下那五个大字，一字一顿磕巴着念：“院……什么？大、淮、江。”
我笑出声：“妹宝，这老牌匾得从右往左念，是江淮大戏院。中间这个字，是‘戏’的繁体。”
尘封的旧事也跟着翻涌而出，漫满心头。
那年我恰好也五岁，母亲塞给我揉成一团、绿簇簇的两毛钱：“酱油一毛四一斤，找六分。”我抱着玻璃瓶一路小跑，嘴里自编口诀：“一毛四，找六分，打酱油，往家走……”越跑越快，口诀越念越急，脑子一乱，竟念颠倒了。到了酱醋坊，把瓶子往旧砖砌的柜台上一放：“一毛六，找四分！”老售货员偷笑了一下，揭开缸帽，提起竹提子——那是尺半长的一节毛竹，只留最底下的竹筒——“咕咚”一声，一提，一倾，就着漏斗灌满了瓶子。我捧着酱油，捏着四分钱回了家。母亲一见二话不说，拉着我原路返回，硬是把少找的二分钱要了回来。搁在当时，二分钱能买上一斤鲜嫩的韭菜。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笑。
大戏院旁有个小人书摊，成了我的天堂。五六条矮凳歪歪扭扭，凳面粗糙得像没打磨的老树皮。几块木板斜靠在墙上，灰扑扑的木色里藏着说不尽的热闹。摊主把连环画封面揭下来，糊在硬纸盒套上，书插进套里，整整齐齐码在木格中。木板上拉着细细的白线，兜住书套，风一吹只轻轻晃荡，偏偏翻不开、抽不动——把我们这些小读者的胃口吊得足足的。一分钱一本，厚些的两分。我总变着法子向家里磨钱，一来二去，跟摊主家那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混熟了。
那年春节前几天，家里好不容易炸了一锅糯米圆子。那可是物资匮乏年月里，年夜饭上难得的宝贝。我为了多看几本小人书，竟端了一碗，递给了摊主的儿子。换来了书费全免，还得了摊主特意留的一把竹椅。后来妈妈知道了，只是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可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画皮》让我心惊肉跳，《宝莲灯》让我攥紧拳头。而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三打白骨精》。小人书上的孙悟空摇身一变就是村姑，一笔一画活灵活现。我的眼睛黏在上面，再也拔不出来了。
浙江绍剧团要来江淮大戏院演《三打白骨精》，消息很快传遍街巷。从那一刻起，我像是中了邪，饭也吃不香了。夜里躺在床上还在瞎琢磨：戏台上都是活人，怎么变？难道齐天大圣真要从书里跳出来？
父亲托熟人，才弄到两张票。我整日缠着父母，在地上打滚耍赖。母亲看我这般执拗，笑着摆了摆手，把自己的票让给了我：“让大伢子去！”
进了戏院，抬头一看，厅堂高阔，上下两层，乱哄哄地坐满了人。灯光灭了，大幕红得耀眼，全场瞬间安静。绍剧唱腔我一句听不懂，幕边幻灯字幕滚得飞快，我索性不费那劲，眼睛就盼着孙悟空登场。屁股还没坐稳，我一溜烟跑到戏台跟前，仰着脖子，一眨不眨盯着台上。
终于等到那场变身戏。舞台中间立着一块画成大树的胶合板。孙悟空从大树左边进去，不过片刻，村姑从右边出来。我当场看愣，心里“哦——”了一声，一拍脑瓜、一跳脚，就这么简单——
一进，一出，变了。
恍惚间，外孙女拽了拽我的衣角：“外公，你在看什么？”我这才回过神，抬头望向那块老匾额。她认不出的繁体“戲”、念不通的匾额，像极了我儿时念歪的酱油口诀，像极了当年执着不解的舞台谜局。答案，如此朴素简单。
如今，城市变了模样。江淮大戏院被高楼簇拥着，显得矮了，老了，旧了，却很安详。小人书摊早没了踪影。所幸门前立了碑：不拆。老街坊们路过，脚步都慢了几分。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记错的、念反的、傻傻的期待，才拼成了我童年最温润的岁月沉香。
街在，戏院依旧。我的童年，躲在那片胶合板大树后头；钻进钉着白线的小人书木板缝里；又或是散落在了一路小跑、口诀念得颠三倒四的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