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桂林镇江村一景
江村“恩褒双节”牌坊
清朝两淮盐引案，是乾隆年间查处的一起贪腐大案，不仅惩处了一批盐政官员，还将一大批盐商卷入其中，赔偿抄家。身为两淮总商之一的江春，虽然在乾隆帝六次南巡中拿出了巨额银两，也博得了良好声誉，但终究涉案获利，身败名裂。包括江春在内，一大批盐商最终成了乾隆帝收割的“韭菜”。
新官上任点起火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乾隆帝接到新任两淮盐运使尤拔世的一份奏折，称：“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
这份奏折，就是两淮盐引案发生的导火索。
普福，是尤拔世的前任。戊子，即戊子年，乾隆三十三年。纲引，即盐引，是明清两朝盐商行销食盐的凭票。
在中国古代，不是有钱就可以成为盐商的。盐商必须先向官府交纳巨额钱款，购买“引窝”——这也是一种凭证。只有购买了引窝，才说明盐商取得了某指定地区的食盐运销权。有了“资格证”之后，盐商再向盐运使司购买“盐引”。盐引，也就是“盐票”，它不仅限制了盐商购买食盐的区域，还规定盐商购买食盐的数量，以及指定的运输线路，是严格按照某区域产盐量、指定区域消费量计划制定的。
官府就是依靠销售这种凭票，从盐商手中获取巨额利润。简而言之，就是官府靠印制这一张纸，就能将盐商手中的大把银子弄过来。所售引窝和盐引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官府的盐税收入。没有取得官府发售的引窝和盐引而从事食盐贩卖，即是食盐走私，那是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被官府捉住，是要掉脑袋的。
尤拔世的奏折，是请求乾隆帝对他的前任普福进行审计。普福在离任之前，向两淮盐商“提前”销售了下一年的部分盐引——“每引缴银三两”，总共收取银子27.8万余两；已经用去8.5万余两（用以购买“玉器、古玩等项”），应该还剩余19.3万余两；而实际只存15万余两，因此，尤拔世请求乾隆帝审计这其中“亏空”的4万余两。
尤拔世的这一请求，让乾隆帝如梦方醒！从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两淮盐政官吉庆向乾隆帝奏请，每年“预提盐引”，即盐商们每年预购下一年度的盐引，每引除了要交纳盐税1.5两银子之外，还需另外交纳“预提利息银”（也称“余利银”），每引2.1两银子，而这一笔余利银，是盐政官员“办差”用的，主要用于皇帝、朝官迎送及相关摊派等支出。也就是说，这笔账从来是不上缴国库的，由两淮盐运使“自收自支”。
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三年，如果每年以20万两-40万两银子计算，那么，这笔余利银总数当在500万两以上！其中“办差”到底用了多少？还剩多少？剩下的在哪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
大案由此而生。
盐运使富可敌国
接到案情的军机处大臣，奉旨稽查户部档案，发现自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两淮盐运使司共预售盐引300余万引，以每引预提3两银子计算，几任盐运使共贪污银子在1000万两以上，而乾隆年间的大清国库，每年财政收入也只5000万两银子，可见，几任盐运使家的银子已经占了每年大清国库收入的五分之一。
乾隆帝闻报龙颜大怒，旨令江苏巡抚彰宝：凡涉及这笔银子的官员，一律严惩。
涉及到的盐政官员有吉庆、高恒、普福、卢见曾等，前三位都是满族贵族，其中高恒是乾隆帝的内弟。经调查、审讯，彰宝发现，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盐运使司以“办差”名义侵吞官银达1090万两以上。收到这笔银子之后，盐运使也并非独享，而是与盐商上下串通，沆瀣一气，向上不报户部，向下与盐商分享部分，最终将这笔巨款“黑掉”了！
另外，彰宝还查明：盐运使高恒在任期间，受贿13万两；普福私销盐引，得收入8万余两；卢见曾通过古玩交易，受贿1.6万余两。
这个卢见曾（1690-1768），与著名才子纪晓岚是亲家：纪晓岚的长女，是卢见曾的孙媳妇。纪晓岚在朝听说乾隆帝要追查盐运使贪污之事，便赶紧向亲家通风报信，但又不敢上门，唯恐走漏风声，不仅保不了亲家，而且还搭上自己的前程甚至性命。
纪晓岚不愧为才子，他想了一招：连夜派人给亲家送去一包茶叶一包盐。卢见曾曾任盐运使，家里什么没有？不说茶、盐，金银也不缺少的。既然亲家送来这两样并不稀罕的东东，其中肯定大有缘由——卢见曾立马想到“茶”“盐”——查盐！于是心领神会，赶紧转移家产！
巡抚以及军机处官员已经介入案件调查，明明已经从盐商那边掌握了卢见曾受贿的确凿证据，可当办案人员来抄家时，却发现巨额赃款不翼而飞！这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刘罗锅的父亲、军机大臣刘统勋奉旨查出：通风报信者，纪晓岚！于是纪晓岚立即被软禁，随即革职，并被贬新疆乌鲁木齐。卢见曾被关进大狱，论罪绞刑，未及行刑，死于狱中。
另外，涉案官员高恒、普福被判处绞监候并于秋后处决；卢见曾虽然已死，但通过古玩交易受贿的1.6万余两银子，兑付价银，上缴国库。
乾隆年间的法律
皇帝亲自过问的案件，侦办力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历任盐运使身份都很特殊，如果审讯工作单单从他们这边下手，自然存在一定难度，但是，既然他们是受贿者，就必定有行贿者；而行贿人，不是盐商，又是谁呢？于是，将两淮盐商的口供作为案件审讯工作的突破口，自然是明智之举。乾隆帝通过办案大臣，一再晓谕涉案盐商：尽快如实交代。
因为涉及高恒一笔贪污款的核对，办案大臣责令江苏、扬州地方官带两名盐商进京对质，实际上就是作证人。按理说，盐商首总黄源德应该前往，可黄源德“老瘪不能言”，既不敢说，又不知如何说。换谁去呢？都知道这是一趟险途，盐商们面面相觑，不敢伸头。
此时，唯有江春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在京城，他的“证言”也首鼠两端：“并非高恒尽行侵用，亦非商人托令代办”——高恒既不是受贿，盐商也不是行贿，“唯叩头引罪，绝无牵引”——只是自己叩头认罪。这是什么样的胆略和格局！
乾隆年间的法律，对行贿者的处罚远远轻于受贿者。受贿达2000两银子的，即判处死刑。因此，虽然几任盐运使身份特殊，但处罚依旧十分严厉，高恒、普福均被判“绞监候”（死缓），当年秋后被处决。
相反，对于盐商的行贿行为，则处罚相对较轻：包括江春在内的六大总商，被革除所有荣誉和职衔；经盐运使“放水”而让盐商非法所得的银子，盐商一时返还不了的，分期归还国库。
对盐商的最终处置，体现了乾隆朝对行贿犯罪“完赃减等”的原则。完赃，即退还赃款。退还了赃款，处罚减轻。而对于受贿者，即便在规定的期限内全额退还赃款，也不减轻处罚。
总之，即便同样“完赃”了，受贿人与行贿者所受的处罚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是受贿人还是行贿者，“完赃”是必需的，抄家、分期归还等等，都是把被占的奶酪再拿回来。至于像江春这样的盐商，在乾隆帝六次南巡接驾中豪掷出去的银子，按往常，都应该算作“办差”，但在此案中，乾隆帝已绝口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