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记载，同乡会馆的源头可溯至明朝永乐年间，是由在京的芜湖商人率先筑起的巢。大抵是商旅辐辏、市廛繁华之地，会馆便也如雨后林菌，蓬勃而生。譬如苏州，明清行会鼎盛，会馆曾多至六十余处，引得时人杭世骏感叹：“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
把目光收回江淮。合肥，昔为庐州府治，水陆交汇，自古便是商贸要冲。太史公在《史记》里早已点明：“合肥受南北潮，皮革、木输会也。”作为重要的“输会”，这里曾堆积着大别山的木材、药材，巢湖运来的水产，尤其是关乎攻守的皮革，帆樯林立，万船辐辏，喧腾一时。
时光流转，至清末民初，合肥的都会光环虽渐黯淡，区域间的商贸却未歇下。四方商人仍汇聚于此，开作坊，立商号，结成行帮。一时间，外籍商人竟反客为主，握住了诸多行业的命脉：湖北人的“汉坊”专司印染，福建人执掌糕点，江西人经营木瓷，南京人垄断药铺，泾县人则包揽了丝织与绸布……他们在攫取商机的同时，也将故乡的符号——会馆，一一镌刻在合肥的街巷之中。当年知名的，便有江西、金陵、两湖、泾县、旌德、山陕、福建、徽州等八大会馆，宛若八颗异乡的种子，在此落地生根。
说起江西会馆，在老合肥的记忆里，其名声并非缘于巍峨，而是缘于一桩闹得满城风雨的纠纷。馆址在今淮河路老市政府大门前，本是赣籍木商、瓷商往来歇脚议事之所。正殿九间，飞檐高耸，却不慎高过了东邻文昌宫的屋脊。在笃信文运的地方士绅看来，这无疑是僭越与冲撞，于是群起而攻之，必欲拆之而后快。江西商人无奈，只得乘慈禧老佛爷寿辰之机，呈请将馆名改为“万寿宫”，内供太后肖像，这场风波才悄然平息。
金陵会馆，坐落于县桥西畔的九狮河沿（淮河路与阜阳路交口原市政协附近），气派又不同。高耸的照壁，阴文深刻“金陵会馆”四字，内有瓦屋八间，厢房两楹，庭院幽静，四时花开。连地下埋设的界碑，都一丝不苟地刻着馆名。那时节，南京药商在合肥势力颇大，种德堂、春和义等字号赫赫有名。馆务便由种德堂主人陶海仙主持。星移物换，至解放初，馆舍已多半倾圮。
两湖会馆，则凝聚着湖南、湖北两省商人的合力，位于今合肥三中附近的义仓巷，早已无迹可寻。湖南人多经营铜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里，带着湘楚的硬朗；湖北人则几乎垄断了印染业，以致直到抗战前夕，老合肥人仍习惯将印染作坊称作“汉坊”。民国时期，会馆的主事者是一位姓艾的湖北商人。他起初以收购、加工猪小肠（制作肠衣）起家，将产品售与外商，后开设“艾宏兴”百货店，生意滚雪球般越做越大，终成合肥商界巨擘。他的发迹史，正是一部微缩的、充满草根智慧的客商奋斗史诗。
其余诸馆，亦各有其故事。泾县会馆曾矗立在今百货大楼之地，旌德会馆后变为和平桥小学（今为安庆路幼儿园），山陕会馆门悬“大义坊”匾额，福建会馆别名“天后宫”，一度还演变为合肥最早的剧院“庆舞台”。而汇聚了徽州府（包括今歙县、黟县、绩溪、祁门、婺源等地）商贾力量的徽州会馆，旧址在长江中路老省政府西侧。
这些散落在旧城地图上的会馆，规模形制各异，却无一不是那个时代匠心与财力的凝聚，其建筑格局，远非寻常民居可比。如今，我们已难在合肥街头觅得它们一片完整的瓦当、一根倔强的梁柱，唯有从故纸堆与老人口传的零星信息里，拼凑它们曾经的轮廓。那不仅是异乡人的堡垒，更是一方融汇了南北建筑语汇、凝结了商业行帮精神的文化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