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今寿县）人，清咸丰状元、光绪帝师。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创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任首任管理学务大臣，被誉为“北大先导，晚清文衡”。宣统元年（1909）卒于任，谥“文正”，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的最高荣誉。
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初十日首次以“假满未痊”为由请求简员署缺，到宣统元年（1909）九月二十一日最终呈请“久病未愈开缺”，前后十年间，共上呈七份乞病开缺奏折（见《孙家鼐文存》）。这些奏折在王朝末世的背景下，既记录了一位传统士大夫的衰年病痛，也展现了一位老臣在晚清复杂官僚体系中的风骨。
三次乞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年之中，孙家鼐竟有三次乞病。
六月初十日（7月17日），第一份奏折《假满未痊恳简员署缺由》。孙家鼐奏称：“臣素患筋骨疼痛旧疾，每遇风寒侵袭，四肢维艰。往用温药熏敷调理，不出十余天即可见效。此次旧病复发，虽已蒙恩准假四次，累计近两个月，至今左腕右膝仍筋脉牵掣，行走跪拜均不灵便。所任吏部尚书一职，事务最为繁要，已有一个多月未能到署办公，实属旷职已久。尤以所管大学堂差事，只臣一人管理，并无同僚协办，且属创办伊始，一切章程须随时斟酌；生徒讲学进德诸事，若非时常亲自接见督察，便难周知。久未到堂，心中尤为焦灼。惟有恳请皇上准将吏部尚书一职简员暂署，并派专员暂管大学堂事务；另赏假一月，俾臣专心医治。俟四肢痊愈，即当销假趋职。”
奏折中，孙家鼐详述了“筋骨疼痛旧疾”及“每遇风寒侵袭，四肢维艰”的状况。他强调吏部尚书一职“最为繁要”，而管办的京师大学堂“只臣一人管理，且属创办”。戊戌变法后，新政推行，孙家鼐身负重担，其职守意识由此可见。
七月初十日（1899年8月15日），第二份奏折《病请开缺由》：“窃臣前因筋骨不和，请假调治五次，蒙恩赏假将近三月，逐日以汤药熏洗、膏药敷贴，奈受患已深，急难见效，左手右膝掣痛如故，行走跪拜蹇涩异常。伏念臣年七十有三，日形衰老，筋骨掣痛，难谓风寒之外袭，实由气血之内亏。旧时疾患多发于秋冬，今于盛暑之时，医治难效，则秋冬以后，病恐益深。臣所管差务，皆关紧要，若以病躯恋栈，糜禄旷官，夙夜自思，弥形足蹐脊踞。惟有吁恳天恩，开去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之缺，并开去一切差使，俾得专心养息。倘能托皇太后、皇上洪福，医治痊愈，仍当泥首宫门，力求报效，断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
在“五次赏假将近三月”后，73岁的孙家鼐首次提出“开缺”之请。他特别指出“盛暑之时医治难效”，病势有不可逆之趋势。值得玩味的是，他称“年七十有三，日形衰老”，又承诺“倘能……医治痊愈，仍当泥首宫门”，为自己预留了回旋余地。
时隔两月，孙家鼐于本年度九月二十四日（1899年10月28日）第三次上奏，再请开缺，甚至“遽请退休”。年逾七旬的孙家鼐在此折中语气愈发谦抑。他说，在获得“赏假一个月，毋庸开缺”的懿旨乃至“赏给人参调理”的殊恩后，却又因“数遇大风，重经感触”而病情反复。自称“以碌碌庸才，忝窃高位”，“行步蹇滞，陨越时虞”。在屡次乞病开缺的奏折中，孙家鼐既维护了帝王权威，又申明了休致的合理。
两次请辞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隔六年后的两次请辞。
二月初十日（1905年3月15日），第四份奏折《年迈力衰恳请开缺折》。孙家鼐称：自去年十一月，因偶然受寒引发旧病，导致筋骨不和、行动不便，难以跪拜行礼，并伴有头晕耳聋症状。多次请假休养，至今已两月有余。如今假期届满，外感风寒虽已痊愈，但精力日益衰退，两耳益聋，眼目昏暗，咫尺不能辨人，行路时虞倾跌。
此时孙家鼐已79岁高龄。病情描述发生了变化：之前主要是肢体疼痛，现在则转为感官功能衰退。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地位却再次提升，官至“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然而，其奏折口吻仍是：“惟有吁恳天恩，赏准开缺，并开去一切差使……再能强健，仍当求赏差使，以效微臣拳拳报国之忧”。这是请辞策略，还是口是心非？是效忠朝廷，还是继续恋栈？难以断言。
四月初十日（1905年5月13日），第五份奏折《恳请开缺折》：“窃臣于二月初十日因病请开缺，仰荷天恩，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臣闻命之后，饮食起居随时节慎，冀得精神稍复，借以仰答恩施。乃两月以来，迄无效验，虑事则心神恍惚，行路则筋骨拘牵，耳聋目昏，视听迟钝，久旷职守，夙夜难安。惟有吁恳天恩，赏准开缺，并开去一切差使。衰朽余生，但能调理康强，仍当力图报称，不敢自外生成。”
此时已到光绪朝的尾声。孙家鼐在获得两个月病假后，“饮食起居，随时节慎”，但“迄无效验”，仍是“心神恍惚”“筋骨拘牵”。奏折中既有“衰朽余生”的自况，又有“仍当力图报称”的承诺，儒家士大夫“致身不忘君”的道德要求跃然纸上。
最后陈情
宣统元年（1909年），孙家鼐的最后陈情，也是其生命的终章。
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孙家鼐“病请开缺”仍未被批准；九月二十一日（11月3日），他再次上奏“久病未痊呈请开缺”折，仍未被批准。
26天后的十月十七日（11月29日），这位历经道光至宣统五朝的老臣溘然长逝于任上，终年83岁。最终以乞病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画上句号，这也是孙家鼐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之处。
孙家鼐为官期间的屡次乞病开缺，是真病、托辞，还是抗议？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企图废立光绪帝，孙家鼐力谏不可，随后以病乞休，回乡探亲。论者多认为，他的此次乞病开缺，含有对政治局势的不满和抗议成分。当时他已73岁，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心，身心俱疲，通过乞病开缺表达对废立之举的反对。
通读奏折，孙家鼐的屡次乞病开缺，既有真实的身体原因，也有政治因素的考量，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纯粹的托辞或抗议。其为人处世，可谓光明磊落。
孙家鼐的贡献，以主持“管理大学堂事务”最为著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成功说服慈禧保留大学堂，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办办停停的大学堂争取存续空间，避免了被彻底废除的命运，使其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火种，为后来的北京大学奠定了基础。
李振东在《北大的校长们》一书中指出，在维新人物中，孙家鼐与大部分维新派的激进主张不同，他倾向于谨慎和务实，观点持重中庸，因而往往被误认为是“帝党”中思想保守的“右派”，却忽视了其风骨。
同为帝师，资历高于孙家鼐的翁同龢曾这样评价他的同僚：“孙燮臣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晚清时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观念交织，风云激荡，翁同龢对孙家鼐的评价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