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璋之子刘体信在所著《苌楚斋四笔》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光绪八年（1882），合肥人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刘秉璋路过天津，两人会面，聊起淮军剿平粤捻的旧事。刘秉璋说，我在淮军中爵位俸禄都不如人，但家中有数万卷藏书应是无人能比，可称第一。这时，张树声长子张华奎坐在一角，他是刘秉璋的从外甥，他说，舅舅的藏书中，宋椠元钞的有多少？能列举一二不？刘秉璋一听大为错愕，说藏书难道非有这些不成？张华奎说，然！刘秉璋说，我的藏书都是通行版本。于是张华奎说，如果这样说，在淮军的藏书家中，还须让外甥坐这第一把交椅。张树声听到儿子这么说，大为失色，于是忙对刘秉璋说，您的藏书公推为第一。当时，刘秉璋藏书四五万卷，还编有《远碧楼书目》十卷。由此推及张树声家的藏书应当也是如此，甚至比刘秉璋还多，藏书的品质更好。
其实张树声不仅家富藏书，还勤于辑校，平素留心古籍，毓秀堂为其藏书室名，是淮军中有名的藏书家。
刊刻《曾文正公奏疏文钞合刊》
笔者翻阅史料发现，张树声最早辑录刊刻的是《曾文正公奏疏文钞合刊》。曾国藩对张树声有知遇之恩，当淮军组建时，曾国藩对其就非常赏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张树声为直隶按察使。曾国藩到任后，花大气力整顿积案和吏治，颁布《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后者由按察使张树声撰写，由曾国藩复核。后来，张树声调任山西任按察使时，曾国藩一再向朝廷上书挽留张树声。
张树声善官文书，在军在官，决事有程，不废记览，“于淮军中最为儒将”。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称赞说，“振轩（张树声字振轩）条理精密，而有布帛菽粟之概，曾代草湖团拟结疏稿，乃一奏议好手，淮军多才，可慰也。”
1872年3月12日，晚清重臣曾国藩去世。张树声痛苦万分，他拟了一副挽联：“勋望冠中兴，如公代有几人，南岳云归，备极哀荣传薄海；江淮惭使节，偏我来迟数月，西州日暮，空余涕泪寄清湘。”由此可见殷殷之情。
同年，在各方属望下，《曾文正公全集》的编撰工作在长沙开启，五年后才编撰完成。而黎庶昌编、张瑛刊的《曾文正公文钞》在苏州刊印发行，方宗诚编印的《曾文正公文集》也面世。第二年，杨书霖的《曾文正公诗稿》、薛福成的《曾文正公奏议》也都行世，紧随其后的是张树声编刊的《曾文正公奏疏文钞合刊》，这套书于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在金陵书局开雕。对于黎庶昌、张瑛编刻的《曾文正公文钞》，张树声在序言中写道：“惜其甄采未备”，于是“取旧所手录之文，冠以奏疏，卓荦大者，增益编为六卷，别刊于金陵。”这是能看到关于曾国藩著作的较早版本之一。
丁忧期间刊印《庐阳三贤集》
张树声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影响，尤其是父亲张荫谷对他的影响。《蓝畦张赠公传》载：“公（张荫谷）以高材为府学生员，孝友任恤，族闾敬爱，负一乡硕望，性端毅，教诸子有法。”
张树声、张树珊兄弟跟随避乱西乡大潜山的陈云章读书。陈云章教授生徒，弦诵不辍。在陈云章的影响下，张树声“读书好为深沉之思，尤究心经世之学”，颇受陈云章赞许。
张树声投笔从戎后常抽暇读书，平素留心古籍。“庐阳三贤”中的“三贤”都是祖籍庐州（合肥）、名垂青史的人物，分别为宋之包拯、元之余阙、明之周玺。他们为故里增光，为乡党添彩，张树声极为敬仰。张树声在《谒包孝公祠》中写道：“城南一曲尚清流，风送荷香槛外秋。遗像至今传铁面，直臣岂肯作金钩。烟波浩淼藏鱼艇，臞藻馨香荐古洲。漫说阎罗关节重，青宫事业等安刘。”
张树声之父张荫谷曾手抄《包拯奏议》，打算有朝一日重刻。光绪元年（1875），张家毓秀堂刊刻《庐阳三贤集》时，张树声正在合肥老家丁继母忧，他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搜集整理了被称为“庐阳三贤”的遗集，在张祥云的版本基础上精校，重刊于世。
如今能看到的《庐阳三贤集》共三种，十六卷。内收包拯著《包孝肃公奏议》十卷，余阙著《青阳集》五卷，周玺撰《垂光集》一卷。左右双边，双鱼尾，半页10行，行21字。尤以包拯撰之《包孝肃公奏议》传本少见。
最早记录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从海上回来，他成了西班牙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却也被一些人嫉妒。在一次宴会上受到嘲讽时，哥伦布用竖鸡蛋为例巧妙地反驳了他人的嘲笑。有学者认为众所周知的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国内最早就出现在1884年秋季刊行的《敦怀堂洋务丛钞》一书中。
《敦怀堂洋务丛钞》，一名《洋务丛钞》，编者是张树声。书上署“张振轩宫保鉴定，怀远堂新镌”，光绪甲申(1884)秋月敦怀书屋刊行，内署“敦怀堂洋务丛钞，合肥张树声编定”，所收书有古代兵书也有当时的洋务首领的海防奏疏。
在中法战争之际出版的《敦怀堂洋务丛钞》，凡十一种十八卷，系杂汇古今中外之作而成，均系事关洋务或供办理洋务参考之内容。张树声是当时的开明之士，他在江苏为官时就开始接触洋务，在中法战争之际刊行这套丛书完全出于张树声对当时中外矛盾激化的严重关注和现实需要。张树声辑录此书的目的是备军事防务、中外交涉时参考，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外面的世界。
《畿辅通志》纂修姓氏列直隶总督李鸿章、张树声为总裁。从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设置畿辅通志馆，到光绪十三年（1887）刊行《畿辅通志》，前后历时10多年。
除了辑录刊刻以上书籍外，张树声还推动了《洋枪队大操图说》的刊行，并为之题写书名。
同治五年(1866)，淮军将领潘鼎新在济宁一带设防时，将洋枪队的15种“枪阵”草成图说。陈锦在《洋枪队大小操图说序》中说，后来又“正句读，修文辞”编撰成大操图说。当时大操图说请曾国藩校阅，得到曾国藩的认可，认为可以，并向各军展示。张树声把传抄的图说带到北京，并嘱咐陈锦锓板印刷，“以公同好”。在张树声的推动下，《洋枪队大操图说》在同治七年(1868)得以刊行。潘鼎新所撰《洋枪队大操图说》以配备新式枪炮的淮军为背景，将中国传统阵法与近代西方战术结合起来，形成一些新的枪阵，反映了中国战术日趋近代化的趋势，成为难得的军事史料。
张树声还尊重当时文人的著述成果。在两广时，曾购得庄述祖父子两代人写的《说文古籀疏证》手稿。潘祖荫说，张树声收得手稿后，又归还庄氏。潘祖荫后来据这份手稿抄录副本四册，加以编辑整理，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