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屏
2023年9月26日开幕的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际园林博览会现场，有一个安徽馆，里面包括芜湖、黄山等5个城市的重要景点元素，其中安庆馆由“大观亭”和“六尺巷”等组成，悠扬的黄梅戏不时传入游人耳中。而我却有些分神，因为我想到了最终毁于日军炮火的安庆大观亭，想到了大观亭及周边宏大的建筑群纪念的那位了不起的人物——“庐阳三贤”之一的余阙。
巢湖岸边的“青阳先生”
余阙(1303-1358)，元唐兀人，字廷心，又字天心，世居河西武威（今属甘肃），因为父亲在庐州做官，余阙出生于合肥。余阙幼年丧父，在巢湖西北岸青阳山下耕读教书，奉养母亲，人称“青阳先生”。元统元年进士。授泗州同知，入为翰林应奉，转刑部主事。弃官后，又召为翰林修撰。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余阙耿直刚毅，在泗州任上“为政严明，豪猾慑服”，不久，被召入京师任职。因不会阿谀权贵，弃官归庐州。后又被起用，仍直言敢谏。
明代文学大家宋濂在《余左丞传》中写道：“阙在位知无不言，言峭直无忌。人劝阙少辟旤（同‘祸’），阙曰：‘吾纵惛，岂不知批逆鳞为危？委身事君，身虽杀，弗悔也。’”
至正十二年（1352），任淮西宣慰副使，守安庆。其间又任都元帅、淮南行省左丞。至正十八年（1358）初，安庆城破，余阙身负重伤，自刎落水而死。有《青阳集》存世。
据资料介绍，余阙死后，元朝廷追封他为豳国公，谥号忠宣。对手感其忠义，为他具棺殓葬于安庆西门外。后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忠臣义士，为其建碑立庙，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当时安庆知府为凭吊余阙，建大观亭。
余阙眼里的“合肥人”
《合肥修城记》写于1353年秋冬时节，在这之前，世道已经很不太平。合肥城墙原本就毁损厉害（久圮且夷），匆忙之间用木栅栏修修补补，居然保住了城市。但是明白的官员认为“以栅完民，幸也，非所以固”。于是开始修复城墙。
整个修复过程写得很是简洁、生动：
遂发公私钱十万贯，召富人之为千夫长、百夫长者，佣小民，相故所圮夷尽筑之。富人得官发钱，无甚费，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饥，得佣钱，奔来执事，鼛鼓不设，鞭扑不施，捧柴荷畚，麇至竞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毕。
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富人和穷人的力量，正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半年多点时间，城墙就修复了。
随后，余阙简单介绍了修复后的合肥城墙，有数据，有细节，有形象：“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六门环为睥睨，设周庐，庐具饰器，门皆起楼橹，相盗所必攻者甓之。”
至此，余阙一共用了不到300字，把城墙整修的过程、建成后城墙规模、城门的气势与功能，交待得清楚明白。
随后，余阙笔锋一转：“余生长合肥，知其俗之美，与夫所不从乱而可与守者有三焉。”这让我很好奇，因为我很想知道在一位“新合肥人”的眼里，合肥人到底有哪些好的品质。难得的是，余阙不但有评价，还有解释。
我们不妨一条一条地看下去：
第一、“其民质直而无二心”。关于这一点，余阙的理由是：“当王师之取江南，所至诸郡望风降附，独合肥终始为其主守，至国亡乃出降”。应该说这样的理由让我很诧异：合肥人忠君爱土，誓不投降，可歌可泣，可是“当朝”就是元朝啊，这也能夸？只能说不管是什么朝代，都崇尚“质直而无二心”的忠诚之士，鄙视“望风降附”的小人。
第二、“其俗勤生而无外慕之好”。关于这一点，余阙的解释是：“天下既定，南人争出仕，而少不达，则怨议其上而不可止。吾合肥之民，布衣蔬食，秀者治诗书，朴者服农贾，昏丧社饮，合坐数百人，无一显者，无愠怒不平之色。”心平气和，邻里和谐，无论是读书还是务农，均能够淡泊名利，不似“南人”，追名逐利，稍遇挫折，则怨天尤人。
虽然余阙先生说得有一些绝对，不过总体上把握住了合肥人的优良品质。如果将“勤生”和“无外慕之好”，解读为过于安分老实，有些不思进取，那么这就应该是个问题——显然余阙不是这个意思。
第三、“其材强悍而无羸弱可乘之气”。对于这一点，余阙先生解释得很细：“驱牛秉耒，鸡鸣而耕，朝而息，日昊（昃）而耕，莫而息，不合耦而终十亩。”一大早起来干活，太阳很高的时候回家，下午太阳弱一点时再去干活，傍晚时分回家，合肥人做农活的时间安排还是很科学的。同时，合肥人身强力壮，“负二石之米，日中驱百里而无德（惫）容”。查了一下，元代时二石大约有300斤，背着300斤米，走上一百里都不会感到累，似乎有些夸张。也许余阙先生故意夸张了一些，或者“二石”并没有300斤那么多。
合肥人忠诚厚道、勤劳本分、吃苦耐劳，所以盗匪不敢欺负，名利不能诱惑，敌兵望而生畏。用余阙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惟其质直而无二心，故盗不能欺。勤生而无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诱。强悍而无羸弱可乘之气，故兵不能訹。”
“风俗之美，犹若是”
城墙修好了，官员们松了口气，老百姓很开心，余阙更开心，他的文字松弛轻快，充满着理想和浪漫——官民和谐，安然无忧。
昔者木栅犹足以力战御寇而无肯失身于不义者，今而得贤使君修其垣墉（城墙），救其疾苦，携持抚摩，以与民守之。而民之与君，又歌舞爱戴，与君守如子弟之与父兄、手足之与头目然。自今至于后日，是虽无盗，有亦不足忧也。
读完余阙《合肥修城记》，既感动又有一些感慨，一座城市的气质源于生活于其中的老百姓的气质品行，而合肥人一直以来的本分低调、吃苦耐劳等性格，让他们生活得平和满足，也让他们吃了不少亏，失去了不少机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少合肥人走出去，更多的人走进来，无疑会令合肥人的整体气质品行有所改变，对于合肥这座城来说也是如此。
未来究竟会怎样？合肥城和合肥人是否可以在渐渐改变中从善如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我，是否会扬弃那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包容而不盲从，本分但有原则，创新不失勤劳，在一次次选择中，在一次次考验前，做好自己，提升自己，为这片土地，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答案是肯定的！
还有一点也挺让我意外，那就是余阙虽然属于新合肥人，但在他的意识里，已完全将合肥视作他的家乡，自我合肥人定位很明确，他对于合肥及合肥人的评价，真诚、公正，是那种源自骨子里的理解与热爱。
余阙写就《合肥修城记》之后450年，清嘉庆《合肥县志》主持纂修者、当时的合肥知县左辅在序言里节选了其中的几句话：吾肥之民，秀者治诗书，朴者服农贾，质直而无二心，勤生而无外慕，强悍而无羸弱可乘之气。
接着，左辅感叹道：“风俗之美，犹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