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植树造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这可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觉悟。翻阅史册，你会发现，对于种树这事，古代的皇帝佬儿们也不含糊。用今天的话说，他们还挺“卷”的。
说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你指定说他是个暴君，可他允许存世的书目中，却有《种树经》《地员》等农林典籍的身影。不仅如此，他在修建相当于今天的国道“驰道”时，还“硬核”规定路旁每隔七米就要种一棵树。这估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道绿化带”了。
一向重视农业生产的汉文帝、景帝这爷俩，对种树这事当然也不含糊，文帝曾九次颁布劝民植树诏：多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核心意思就是“你只有多种树，才能有饭吃有衣服穿”。再说说南北朝时的北魏孝文帝，这位以“汉化改革”著称的鲜卑族皇帝，不仅给百姓分田植树，连树的品种、数量及栽种时间都有详细规定。管理细节到了这份上，估计这位皇帝也是“强迫症”患者。
我们如今一提到柳树，总不免与“杨”并提，却鲜知这美称源于一位名声不太好的皇帝隋炀帝。在下令开凿通济渠后，隋炀帝接受大臣虞世基的建议，带头在运河两岸栽植柳树，并大笔一挥，给柳树赐了国姓“杨”。最关键，人家还不玩虚的，他下令只要老百姓种活“柳一株”，便“赏一缣”，这缣就是双丝的细绢，这个赏赐可真不薄。
宋太祖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政绩斐然者直接“晋升一级”。相比于赵匡胤的“正向激励”，元世祖忽必烈选择了“放大招”。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植树工作立法的帝王，他颁布的种树政策让官员们诚惶诚恐，各级官吏每年都要对上汇报种树工作成效，对于失职或弄虚作假的则按法律论罪。这样的规定，来华旅行的马可·波罗大为推崇，忍不住在游记里“怒赞”。
如果有人排“帝王种树排行榜”的话，明太祖朱元璋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卷王”。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皇帝很有经济头脑，一上任就大力发展“经果林”，要求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他还鼓励老百姓利用荒山闲地造林，实行“免税”政策，树木成材后归种树者。而对于砍伐、偷盗树木者，一律治罪、绝不手软。在他推动下，大明朝种树成风，全国种树规模在十亿株以上，仅南京钟山一带就种了五十多万棵梧桐树、棕榈树。自然，老朱自己也收获了“种树皇帝”的美名。
如今看来，这些“卷”在种树上的皇帝们，虽然手段不一、目的不同，但客观上都给山川增添了绿荫。而重视植树、保护生态的理念，也像种子一样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