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七分多钟《合韵满江淮》艳惊观众。节目中，表演者与古画《曳杖过桥图》中人物隔空击掌的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安徽博物院“新安画派绘画精品展”成为热门“打卡”之处。值得关注的是，明末清初之际，诗坛大家吴伟业的一首《画中九友歌》，以歌行体吟咏董其昌、王时敏、王鉴、李流芳、杨文骢、张学曾、程嘉燧、卞文瑜、邵弥九位文人画家。此后，“画中九友”在画史论著中屡被提及。在这个画家“朋友圈”里，李流芳、程嘉燧是徽州人，他们的画作《山居读书图》《别路江南图》与新安画派代表人物查士标的《曳杖过桥图》共同陈列在上述展览中。
《画中九友歌》
《画中九友歌》为吴伟业所作。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入清后官至国子监祭酒。作为“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与常熟人钱谦益、合肥人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歌行体诗歌独具特色，被后人称为“梅村体”。
吴伟业在书画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张庚《国朝画征录》谓其“山水得董（源）、黄（公望）法，清疏韶秀，风神自足，可贵也”，同时称其“与董思白（其昌）、王烟客（时敏）等友善，作《画中九友歌》以纪之”。
《画中九友歌》开头写道：“华亭尚书天人流，墨花五色风云浮。至尊含笑黄金投，残膏剩馥鸡林求。”
“华亭尚书”，即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府华亭（今上海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董其昌精鉴赏，擅书法，尤工山水。其画作博采宋元诸家之长，讲究笔墨韵致，追求“古雅秀润”，并以禅论画，倡“南北宗”说，在画坛影响深远，成为“松江画派”的杰出代表和实际领袖。
在诗中，吴伟业首先称赞董其昌的杰出才华，谓其可入“天人”之流。“画中九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画派，但是，王时敏、王鉴及其余六家皆追随董其昌，从主导思想到笔墨趣味都与其观念保持一致。由此，这个艺术家群体成为明清之际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流芳与程嘉燧
“檀园著述夸前修，丹青余事追营丘。平生书画置两舟，湖山胜处供淹留。”著述堪比前贤，绘画可比大家，寄情于山水之间，在笔墨意趣中追寻心灵的自由，这是吴伟业诗句中所描述的李流芳。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号檀园，原籍歙县，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人，后绝意仕途。著有《檀园集》《西湖卧游图题跋》等。
为李流芳《花卉竹石册》题跋时，董其昌称：“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膺，乃其写生，又有别趣。如此册者，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出入宋、元，逸气飞动。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据相关研究，《芥子园画传初集》即根据李流芳43幅画稿增编而成。
李流芳是艺术修养较为全面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上，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先生”。在《明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评价其曰：“嘉定四君中，以檀园为上，虽渐染习气，而风骨自高，不能掩其真性灵也。” 李流芳在书法与篆刻方面，也成就不凡，受到名家推许。“诗书画印”，堪称俱佳。
提及程嘉燧时，吴伟业写道：“松圆诗老通清讴，墨庄自画归田游。一犁黄海鸣春鸠，长笛倒骑乌牸牛。”春日乡村，天澄水明。鸠鸣声声，牧笛悠悠。一幅色彩清丽的“归田游”画卷，一位隐逸文士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松圆、偈庵，原籍歙县，客居嘉定。据《历朝诗集小传》，其早年科举失利，习武亦未果，“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工书善画，通晓音律，著有《松圆浪淘集》《松圆偈庵集》《耦耕堂集》等。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之美，意境相通。程嘉燧勤于诗歌创作，其诗各体皆备。在《新安二布衣诗》序言中，王士禛评其诗曰：“程七言近体学刘文房（长卿）、韩君平（翃），清辞丽句，神韵独绝。绝句出入于梦得（刘禹锡）、牧之（杜牧）、义山（李商隐）之间，不名一家，时诣妙境。歌行刻画东坡（苏轼），如桓元子（温），似刘越石（琨），无所不憾。”由此可见，时人对其诗作甚为推崇。
程嘉燧擅长山水画，其题画诗有云：“不见云林二百年，谁将凡骨换神仙。茅斋疏柳秋光后，拾得金丹在眼前。”体现出对倪瓒（号云林）仰慕之情，同时暗示其突破传统绘画技法束缚的艺术抱负。
徐沁《明画录》称程嘉燧：“画山水，格韵并胜，兴酣落笔，尺蹏便面，随意挥洒，或贻书致币，摩挲缩瑟，经岁不能就一纸，其自矜贵如此。写生并佳。”他作画非常谨慎，对于求购者也不轻易落笔，因而与同期画家相比，存世画作较少。一介布衣，生活时常窘迫，却不为物累，清逸超迈。
崇祯十三年（1640），程嘉燧返回徽州故里定居，扶植后辈，直至终老。彼时的画坛名家龚贤认为：“孟阳开天都一派。”天都画派，取名于黄山天都峰，被视为新安画派前身。
“开新安四家之祖”
徽州，古称新安。作为重要绘画流派，明末清初的新安画派根植徽州文化沃土，以渐江为领袖，合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为“新安四家”，成为中坚力量，追随者众多。他们在承袭中寻求突破，将传统文人画创作推向新的高度，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流芳、程嘉燧、李永昌等皖籍画家则被称为新安画派先驱。
李流芳与程嘉燧长期生活于江南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他们汲取多元养分，在研习宋元绘画大师笔墨精髓的同时，吸收“吴门画派”“松江画派”所长，广采博取，积极探索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比如，安徽博物院所藏《别路江南图》是程嘉燧代表作，经典的“一河两岸”式构图，近处水岸坡石，树影疏落，凉亭草棚空无一人；中部水面辽阔，洲渚点缀；远方，山峰高耸入云，空灵旷远。笔墨简净枯淡，意境幽静萧然。构图平中见奇，别有秀逸韵致，表达出画家对高洁品格的追求。
黄宾虹在一幅山水图中题跋云：“松圆老人以诗名海内，其画意秀逸圆劲，为开新安四家之祖，而罨润之致，时复过之。”对程嘉燧诗歌成就与画坛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有学者认为：“尽管晚了几十年，安徽画派的出现，却是与松江派的崛起息息相关的。两地都是拜商业活动之赐，而成为新富，得以支持绘画收藏和形成赞助艺术家的风气。同时，这两个地方也都强调文人的艺术价值观：收藏家和赞助者对于元代大家那种比较枯淡且朴质无华的风格，以及画家自己根据元代这类风格所衍生出来的作品，都有一种偏好。”（[美]高居翰著，王嘉骥译《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
“画中九友”的出现，为这种关联性提供了佐证。从李流芳、程嘉燧对新安画派肇兴的重要影响，可以探知长三角区域的沪皖两地在传统文化层面的交流与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