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家桥日前携新作《奔跑的麦芒》做客徽派，分享了这部有着“类型文学”外壳的严肃文学作品。他表示，在归乡者的故事中，让更大的历史看到他们，让闳阔的世界也可以坍缩成故乡的一根麦芒样的寂静。他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爱与不幸”的交织。
　　徽派：《一直向南方走去》和这本《奔跑的麦芒》都有一副悬疑小说的“类型文学”的外壳，而且两部作品出版的间隔时间并不长。这种变化的根据是什么？
　　陈家桥：《奔跑的麦芒》我写一个归乡者卷入了一桩凶案，是为了写在四十多年的打工潮渐冷的艰辛之后，生命的喘息仍然在悸动。和《一直向南方走去》稍有不同的是，在《奔跑的麦芒》里，技术、故事套路不再那么重要，在一个案件的背后，我想讲的是几代人累积的一个巨大而壮烈的关于生存与尊严的沉默和追问。
　　徽派：“归乡者”的群像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同样您对乡土的冷峻观察，似乎有一个更具野心的表达。
　　陈家桥：我写《奔跑的麦芒》，写这样的归乡者，我是想写他们回来，一个人卷入了案子，然后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会看到他们走后，留守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与物，那片平静伸展的乡土正在发生并形成着的“新历史”。其实只有经由这个对“死亡”的残忍的溯源和侦探，我们才能把它翻开、割开，看到它的血液，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爱与不幸”的交织。
　　徽派：所以《奔跑的麦芒》并不是一部通俗小说？
　　陈家桥：我认为我写的是这类归乡者，这些归乡者，当他们回到了广城畈，他们面对土地、房屋，面对村庄、河流，面对亲友，面对大山时，他们所做的所行走的，他们在这个案件调查中，所能讲述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他们感受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所以他们反而不是在面向这个案件，而是借由这个叫作东生的曾经的伙伴的死，他们能够拉扯着这仍然艰巨的现实，与所有的故土的尊严与顽强，紧密地站在一起。
　　徽派：《奔跑的麦芒》这个书名隐喻什么？
　　陈家桥：这个书名如果一定要追问它的寓意，就是它本身。在这本书中，有一个人物叫杨玉群，是死者东生老婆的前夫，他是前夫中的第二任。这个人物和他的儿子杨武，都是嫌疑人。小说中有一个他请杜辉吃麦果的情节，在农村，过去麦子一打下来，来不及去磨面去麸，就会用盐炒着吃一点，实在是太饿了。但吃完第一天会解不下大便，因为太粗粝了。而杨玉群又是一个割了直肠做了人造肛门的人，所以他为了请神探吃麦果，自己遭了很大的痛苦，也因此，我又想到了麦芒，那麦果外的尖刺，锋利，但伤不了人。它徒有这尖锐的刺，倔强，细小，长而摇晃，像极了随时都刻意地保持着警觉的乡民。他们本来也不跑动，在农村，在故乡，跑步是奢侈的，没有人跑步，所有的力气都要用来劳动，都要用来喂养，之所以叫奔跑的麦芒，是我想让他们动起来，光在麦秆上摇晃是不够的，太沉默了，我们要动一动，这就是我理解的广城畈的历史感。他们在想象中奔跑、穿越，形成风与风景，让更大的历史看到他们，让闳阔的世界也可以坍缩成故乡的一根麦芒样的寂静。
　　徽派：感觉您认为更为复杂的乡村现实，在时代的书写中被简化和概念化表达了。以这本小说为例，您觉得复杂的乡村现实中被忽略的部分、你想要追踪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陈家桥：任何时代都是复杂的，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我们小说家，要捕捉和书写的，是你所处这个时代的那个具体的复杂，那个细微的复杂，那个深刻的复杂。比如在《奔跑的麦芒》中，我写到了两个按摩女，当然她们曾经是按摩女，现在回乡了，我写她们的目的，就是想说在任何时代可能都有按摩，都有消费。但是，我们在今天仍要面对朱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的那种追问，就是一个老头子他按摩时，他会非常心虚，这女孩只是他女儿的年纪，他怎么办？我想无论社会发达也好，落后也好，每一个父亲，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样的责难，怎么办？怎么看待？怎么面对？当我们高谈情感、正义，当我们高呼消费景观，制造奇迹时，仍然有着这样的女孩，在小说中她们是成年的王芬、王燕，但她们曾经是进城务工的打工妹，是发廊里昏暗灯光下穿着劣质高跟鞋的年轻人，是什么让她们有着这样的记忆？正是我们，我们自身，是我们作为父亲，作为兄长，是我们的无能为力，是我们无法挣下足够的钱和食物，于是故乡的她们开始外出，因此《奔跑的麦芒》也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在强烈的阳光下或是凄苦的风雨中，我们的乡亲，他们正是麦秆上退缩着的颤抖着的麦芒，空有尖刺的芒，摇摆而痛苦，带着任何时代都有的一种人本身的凄苦与悲凉，看着年轻人过去挣扎的身影，这就是我理解的打工潮，以及所谓的现代性、工业化，它们从来都不仅仅是数据和指标，更是时刻要被唤起的同情，时刻要被提醒的一种紧张。
　　所以在这本书里，案子与死人，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表象，一个归乡打工者死了，到底是谁杀害了他？我想一定要追问，那是所有人，是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外在的“历史的宇宙”，这是案子的另一面，也是一个必然的面。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太对了，这个案子，所有的人都是当事人，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拥有秘密，除非它是民族本身。
　　徽派：之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也和您聊过一次。我那天看一个关于陈其钢的纪录片《隐者山河》，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欢乐的音乐都是肤浅的，严肃的深刻的音乐都是悲剧；还有一句话，说在艺术创作上，“没有我们，只有我”，你认可这两个说法吗？
　　陈家桥：上次诺奖的采访，我们谈话之后，我注意到很多媒体引用时，提到了我所谈的，那就是提出了一个看法：电影和长篇小说是现代性的两大基石。我始终认为，现代性需要维护，而不是被不断地拆解和碎片化，现代性需要一种整体性，需要它仍然能够被叙述，能够作为故事的一个内在的主线。《撒旦探戈》是一部非常伟大而重要的作品。《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也都非常优秀。它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既是隐喻，同时又超越了隐喻，成为一种直接的展示，这很了不起。至于陈其钢所说的，我想所谓的肤浅，并不是说它简单，或者说它没有深度，而是指它实际没有所指，它流于平面，它相当于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它失去的是时间的标尺，它丧失了的意义，正是它本身所缺少的，也因此意义从来不是本来就有的，是要创造的、要赋予的，而悲剧的力量就在于它制造了一种威胁着人生的某种可能，并在战胜这种可能中，看到了一种不可能，一种人的失败感。也因此，我们才需要共同来面对这样一种有可能的威胁。也因而，我们一直作为所有人的一部分而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起热爱着。这是我理解的艺术，也是我理解的小说。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