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上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内,少年班学院新楼——“周光召楼”培土奠基。这栋楼的捐资人为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他以个人名义捐资2亿元——这是中国科大建校以来金额最大的校友个人捐赠。
但这栋楼没有以杨元庆本人命名,也没有以联想命名,而是以已故中科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先生的名字命名。
1988 年,杨元庆在中科大读硕士,就住在东区研究生二公寓。但他没有待在合肥,而是跑到北京,在中科院自动化所戴国忠的指导下写论文,论文是关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因为写论文,他开始接触北京的一些初创公司,其中就有联想。
这一年,周光召以中科院院长身份第一次来合肥参加中科大第三次工作会议,面对学生关于毕业分配的困惑,他给出的建议是:“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局限于研究所、高校或出国,要勇于去那些能够开辟事业的地方。”
这和杨元庆的事业轨迹不谋而合。
身处1988年的杨元庆,本科上海交大,硕士中国科大,人生目标从来都是“去美国拿博士,在硅谷工作”,他的交大同学三分之二都在硅谷。80年代末,名牌理工大学理工生待在国内,那会被认为没有出息。当年的中国科大出国率之高,用杨元庆的话说,“还没毕业,教室里就人去楼空。”
但那也是他人生重要的分岔口。1988年,中关村被确定为高科技园区,被称为“中国硅谷”,正是周光召口中的“能够开辟事业的地方”。
1989年,联想从全国500个应聘者中公开招聘了58个人,杨元庆是其中之一,从此开启自己的事业。杨元庆开始是把联想当成出国跳板的,但时移境迁,他最终在联想安身立命,真正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事业。
杨元庆事业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科院系统的转折点。
周光召早年参加原子弹理论研究。他创造性地运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支持了我国自己的计算结果,他还和邓稼先一起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和于敏等突破氢弹原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1984年,55岁的周光召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这家成立于1949年的国家最高科研机构正处在历史最黯淡的时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渐入佳境,企业迫切需要科技产品输入,但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困难重重。
有人主张让高校取代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甚至,要“取消中科院”。周光召当年在一次会议上有惊人之语:
“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周光召的解法是“一院两制”构想。“一制”专门做基础研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前沿探索;另“一制”做应用研究或技术开发,鼓励科技人员走出象牙塔创办企业,把手中的技术成果变成生产力。
在1992年1月颁发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纲要》中,“一院两制”成为周光召在中科院改革的主线。
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投资20万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这就是联想的前身。
这也正是“一院两制”落进现实的模样,联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后来联想一步步在康柏、IBM、惠普的夹击里长出牙齿。而没有联想,就不会有杨元庆。
1992年,周光召再次来到合肥。他在中国科大的内部会议上做了一个预测——“未来十年,高技术产业将在中国兴起,中国科大应做好准备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源地”。
他补充说:“科大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创新能力,能做别人做不出的东西。”
那一年,杨元庆 28 岁,已经是联想微机事业部的负责人。联想一年卖 2 万台电脑,在国外品牌(康柏、IBM、惠普)的夹击下艰难求生。
杨元庆讲过一个具体的场景:
“1993年,我们一年只能卖出两万台电脑。周院长坚定地支持我们搞自己的品牌,并且鼓励我们大胆创新,从方方面面做出自己的特色。”
这一年,周光召还写信给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请他对香港联想在港招股上市一事给予指导和支持,邀他到北京联想参观指导。
1996年,联想笔记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首次达到第一;第二年成为中国 PC 市场第一。当年,已经是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当选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周光召接见了杨元庆,并殷殷勉励。
这是公开记录里,杨元庆和周光召之间最早的具体互动。
联想第100万台电脑下线的时候,周光召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席仪式,亲手把这台电脑送给了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
杨元庆去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主题报告会上演讲,央视录制,讲“科技成果的创新和转化和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规律”,需要面向全国观众,十分紧张。结果,主席台上的周光召看出杨元庆紧张,就笑眯眯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观点,放开谈就好。”
这种关心是私人层面的、具体的、带着体温的。而这种关怀,周光召对很多年轻人都给予过。
他在中科院推“百人计划”时,曾对下属郭传杰说:“怎么没听你说句话呀?”——对方因为被从科研岗位调到行政岗位,一个礼拜没敢说话,是周光召主动打破了沉默。
他力排众议,推荐过 35 岁的潘建伟拿“求是杰出科学家奖”。潘建伟后来说,“(周光召)充满远见的坚定善意的支持,一直是我在中国科大全身心组建团队开展长远工作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个夏天的周末,周光召突然约杨元庆和联想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五洲酒店见面。杨元庆不明缘由,非常忐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突然约见,谁都会紧张。
但周光召出现的时候穿着便装,带着夫人,先招呼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开始慢慢地讲他在家里使用电脑时,对键盘的体验:机械强度够不够、键程是不是合适、按键布局合不合理。
他反复叮嘱,“任何死角都会影响到整体体验”。
杨元庆说:“后来,我们把这个要求严格贯彻到产品开发和设计的理念和实践中,直到今天。”
2011年11月,周光召在“973 计划”专家组会议上突发脑出血,昏倒在会议现场。后来他长期住院,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13年。只要医院允许,杨元庆每年都去看望,“絮叨联想的近况”。
2023年底,杨元庆以个人名义,向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捐赠2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楼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科大建校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校友个人捐赠(截至2023年底)。没过多久,他就拿定主意,不叫“联想楼”或者“元庆楼”,就叫“周光召楼”。
2024年8月17日,周光召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2024年9月20日,中国科大66周年校庆日,少年班学院楼被命名为“周光召楼”。
这一栋楼,2026年培土奠基,计划2028年竣工,将为中国科大70周年校庆献礼。
2026年9月19日,杨元庆在中国科大USTC1958咖啡馆请学弟学妹们喝咖啡,他说:我相信,定义方向的人一定比追赶方向的人走得更远。
四十多年前,正是一代物理学大师周光召“定义了方向”。中国学界、企业界都因此受益 —— 就像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一片落在基础研究,一片落在产业创新。此后长坡厚雪,时间成为最强大的杠杆。从1988年起,一个搞物理的大师和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之间,完成了数次交接与传承:有形的或无形的,精神的或物质的。这或许是当代中国科学界、企业界与教育界之间,最具体、也最绵长的一段关系。
元新闻记者 梁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