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三水
小时候,吃雪糕从来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它是一项需要申请的特权,门槛之高,不亚于一场小型战役的筹备。首先要看天气——太冷了不行,母亲会说“太凉了,要拉肚子的”;太热了也不行,她会皱起眉头,“火气太大,回头该咳嗽了。”这个“火气”是什么,我至今没搞明白。其次要看表现——作业写完了吗?上次单元测验考了多少分?只有把所有条件像通关文牒一样齐刷刷摆在母亲面前,她才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枚汗津津的硬币。
两角钱,在十几年前能买一支最普通的白糖冰棍。钱递过来的时候,母亲总要附带一句:“慢点吃,别把衣服弄脏了,别吃太快头疼,别咬,要舔。”仿佛那两毛钱买的不只是一支冰棍,还有一长串需要遵守的说明书。
我攥着硬币跑到小卖部,踮起脚,把两枚硬币“啪”地拍在柜台上。老板娘从白棉被覆盖的泡沫箱里抽出那支冰棍,白气“嘶”的一下冒出来。我接过它的时候,手心是热的,指尖是凉的,那种触感至今还留在皮肤的某个记忆层里。
而夏天午后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父亲午睡醒来。他打着哈欠打开冰箱,里面居然躺着一整箱“绿色心情”——那是他前一天从批发市场扛回来的。他抽出两支,一支叼在自己嘴里,另一支豪迈地扔过来:“吃吧!”那一刻,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比课本里的英雄更伟大。因为那一支雪糕,代表着一种无需言说的宠溺,一种“我知道你馋,我早就准备好了”的默契。我不需要申请,只需要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咬着冰棍,那是一种平等的、被郑重对待的快乐。
如今,我已经工作了。别说一支雪糕,就是把超市整个冰柜搬回家,经济上也完全负担得起。便利店的灯24小时亮着,冷柜里永远琳琅满目,我从早到晚任何时刻走进去,都能轻松完成一次购买。
我站在冰柜前,再也没有人管我。没有“天气”的禁忌,没有“成绩”的考核,没有人说“慢点吃别弄脏衣服”。我可以想吃几支吃几支,深夜两点吃也可以,空腹吃也可以,一次性拆开三支不同口味尝一遍再扔掉也可以。这个世界对我敞开了所有关于雪糕的门。
但奇怪的是,我往往站了半天,指尖在冷柜玻璃上留下模糊的指纹,最后却空着手走出来了。
我在想,我究竟是失去了什么?大概就是那种“被允许”的幸福感吧。当一切限制都消失,当我想吃多少就能买多少的时候,雪糕就真的只是雪糕了——它不再是奖励,不再是特赦。
有一回,我买了一整箱雪糕塞进冰箱,想着重温童年。晚上打开一支,咬了一口,甜味寡淡得像掺了水。我坐在沙发上,对着空荡荡的客厅,忽然很想给母亲打个电话,问她现在天气热了,我能不能吃一支冰棍。
原来,长大并不是自由的开始。我再也不用申请了,却也再没有人用那副极不情愿的表情递给我钱,再没人扔过来一支带着慷慨的冰棍。我拥有了整座冰柜,却弄丢了那句最珍贵的“吃吧”——那个字背后藏着的全部恩准与爱意,如今想来,这才是雪糕唯一的、真正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