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妍妍
四十岁后,我很不爱过生日。可这世上永远记得我生日的,只有我妈。提前半个月,她就开始小心翼翼打探:“今年请不请我们吃饭呀?定在哪里呀?”父亲在一旁不耐烦地摆手:“她说了不过,饭店有什么好吃的?”母亲便委屈地低下头,轻声嘀咕:“我还能陪她过几年生日呢?”
那一刻,空气里浮动着一种让人心尖发酸的温柔。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没过成生日。天刚亮,手机便叮的一声,屏幕上洋洋洒洒占满整屏。很难想象,那个老花眼日益加深的母亲,是如何端着手机,一笔一画写下那些滚烫的肉麻话。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准时开场,仿佛我是这世上最值得骄傲的人。我回她:“一个错字都没有,该不会是AI写的吧?别硬夸了,我做妈妈这个角色,肯定没你做的好。感恩有你。”我说的是真心话。
回望成长岁月,母亲曾是我世界里最严苛的标尺。处处高要求,事事要打压,凡事得听话。在“原生家庭决定论”盛行的那几年,我也曾与她剑拔弩张,以为那些压抑会铸成一生的阴影。可随着年岁渐长,母女间的权杖似乎在无声中交换,我开始怀疑记忆是否出了偏差——毕竟我如今人生态度积极,对生活热情洋溢,怎么看都不太像有童年创伤的模样。或许,她的严苛里本就藏着笨拙的深爱,只是那时我们都太年轻,读不懂彼此。
待我终于能稳稳地把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母亲却像突然泄了劲的老钟表,不再精准地围着家庭打转,而是想到一出是一出。她会突然神秘消失两天,原来是与中学时的老闺蜜相约,去城郊的某户人家住了两日。晒花生,腌小菜,在夕阳下把各自的儿女臭骂一遍,然后神清气爽地提着一篮子新鲜蔬菜回来。那些日子,朋友间的陪伴让她眉眼舒展、满心欢喜,也让我第一次清晰地看见:当她暂时挣脱“母亲”与“妻子”的身份束缚,原来可以如此自在、如此松弛。
“我想要个宝蓝色上衣,下个月我要参加同学聚会。”她给我下了指令。在网上找了二三十个链接给她,都不满意,鼓动她自己去商场试,“去过了,没有适合我的。”最后直接给她下单了一件挺贵的丝绒棉袄快递到家,试了试,“退了吧,不好看。”我居然心无波澜,不再觉得她挑三拣四莫名火大。第二天见我拿去退了,又给我发微信,“还是太贵了,谢谢你的费心。”褪去了“妈妈”的身份标签,她仿若心怀浪漫的“少女”,依旧拥有自己的臭美,我也要尊重她的纠结,更要释然对她白费力气。毕竟我小时候,她对我白费过的力气更多啊。
更令人欣慰的是,她开始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上周她买了好几十斤世界名著,对,是某音上论斤称快递到家的那种大字版世界名著。这两年她还迷上文化讲座,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作家到底什么意思?那个人说的你怎么看?”我基本参与不了她发起的话题,有些人名我也听不懂,大部分时候她在张冠李戴,把东说成西。可看着这样一个有文化自信的母亲,我由衷地高兴——原来她从未放弃过对广阔世界的向往,从未停止过对精神生活的追逐。
我们常常忘记,母亲这个角色之外,她们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在成为“妈妈”之前,她们也曾是怀揣梦想、热爱生活的女孩,也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社会总爱将母亲身份单一化、神圣化,仿佛她们的人生只该围着灶台与子女旋转。这种固化定义,既是对女性人生的窄化,也是对母爱的误读。真正的母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自我消耗,而是母女之间彼此成全的双向奔赴。当我们长大成人,最该做的不是一味索取关爱,而是主动为母亲松绑,鼓励她们走出家庭的小圈子,重拾自己的爱好,奔赴自己的热爱。
母亲节的意义,从来不止于一天的仪式感与告白。应当唤醒全社会对母亲群体的温柔关照,让我们跳出“奉献式母爱”的固化思维,看见母亲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与渴望。尊重她们对自我人生的追求,接纳她们不完美、不“伟大”的一面,让每一位母亲都能在岁月里,既拥有为人母的温柔与骄傲,也保有做自己的洒脱与自由——不必被“母亲”的身份绑架,能更自在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高高兴兴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