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玲玲
晚上九点,五姐来电话,“三哥走了。”
电话放在桌上,开的免提,五姐的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我盯着电话,呆坐着,半天不愿相信。
三哥和五姐是大姨家的孩子,他们生活在西安。大姨家五个孩子,都比我们大,大我家姊妹仨二十来岁。
记忆里的三哥,一直停在二十多岁的样子,中等个儿,皮肤白净,五官周正,话不多,温文尔雅,很帅气。
那时候,只要西安亲人回来,不管是大姨还是哪位哥姐,我们家就跟过年一样的开心和热闹。他们总是拖着大包小包,装满老家见不着的东西,还有一肚子的话,讲西安的事,讲他们一家子的事,从大的到小的,一个一个地讲,我就蹲在旁边,一句一句都拾进耳朵。
头一回见着方便面,是二哥带回来的,他在西安电池厂当采购员,出差路上买的,预备在火车上吃。我盯着那包面,不知道是什么,二哥说,用开水一冲,盖上盖子,闷一会儿,掀开就是香喷喷的一碗面条。母亲把一包方便面下到一大锅面条里一起煮,面条盛出来,姐姐指着几根卷曲在白面条里的方便面说,像时髦女郎的烫花头。
头一回见着香蕉,也是二哥带回来的,在路上捂了几天,皮都黑了。姐姐后来跟我说,那时候她以为香蕉皮就是黑色的。
八十年代,老家什么都缺,西安带回来的旅行包就像多啦A梦的百宝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手表、衣服、钟表、文具、绣花手绢、玩具、点心等,还有一大沓照片。
那些照片,是大姨全家三代人的,姑姑带小侄子站在动物园门口的,坐在餐厅吃饭的,还有一张,是孙子噘着嘴生气的。大姨指着那张噘嘴的照片:“看看,这小嘴噘的,能挂油壶。”大姨一张一张跟母亲讲,这是谁,那是哪,讲到那张噘嘴的,她们就笑,我们小孩围在旁边,也跟着笑。
西安离老家1000公里,可听大姨指着照片里的人,讲镜头里的故事,就觉得他们不是远方的亲戚,就是身边的亲人,哪怕是很少见面的小孙子,也一点不生分。那些照片,后来我搬了几次家,都还珍藏着。
绣花手绢很精致,姐姐教我把手绢叠两层,折成长条,用别针别在左前胸。那是在大城市买的,比小伙伴们的都好看,即便冬天感冒流鼻涕,心里也美滋滋的。
自动文具盒开关带吸铁石,一碰,“嗒”一声就合上了,打开来,里面分不同功能区,有的插笔,有的放橡皮,还有专门搁尺子的地方。多功能铅笔刀更神,中间是卷笔刀,两头一边是橡皮,一边是小刷子,削完铅笔,可以用来扫干净桌上的木屑。
我把这两样东西带到教室,同学们没见过这种文具盒和铅笔刀,有事没事都找我借,其实不是真要用,就是想拿在手里看看,摸摸那个吸铁石,听听那一声“嗒”。
一天放学,看到院子前面停了一辆大卡车,父亲脸上堆满了笑。是大哥回来了,他开着大卡车,从西安带回来一对沙发,两只单人沙发,带扶手的。
我央求大人把两只沙发拼在一起,当晚就睡在里面。其实,也不是沙发有多舒服,那个时候,只要是西安带回来的东西,我就是觉得好。姐姐到现在还拿这事取笑我,说我从小就“要强”,沙发也要占着。
大姨他们回来,我妈就买鱼,买排骨,买牛肉,往厨房一放,又上班去了。几个表哥会烧菜,做菜很讲究。
三哥做红烧鱼,往锅里加酱豆,加醋、加酒,那鱼烧出来扑鼻的香。还有一回,他系上围裙,要做酸菜鱼,家里没有酸菜,三哥就把我妈腌的雪里蕻捞出来,切吧切吧当酸菜用。做出来,我妈尝了一口,说好吃,直夸外甥有本事,那是我头一回知道酸菜鱼这道菜。
二哥还带回来过一个黑白相机,当时我大概六七岁,看见相机,特别开心,摆出乱七八糟的造型,让二哥拍,白天拍,晚上也拉着他拍,二哥好脾气,由着我折腾。拍完了,他把胶卷带回西安冲洗,我就开始等,等到下次谁回来,捎来照片。照片小小的,有方的,有长的,不同大小,不同规格,我宝贝极了。
后来想想,他们当年无论是出差还是专程回来,路上都不容易。八几年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从西安到安徽,公交倒火车,火车倒汽车,汽车再倒汽车,一路折腾,几大包行李扛着拖着,累得够呛。可他们年年回,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家带,那是心里装着对亲人的思念,把路上的辛苦淹没了。
三哥在记忆里,其实没多少具体的事,他不像二哥那样带回方便面和相机,也不像大哥那样开着卡车拉回沙发,但他每次回来,往那一坐,话不多,温和地笑,就让人温暖。
这几天,只要一闲下来,那些过往,那些年从西安带回来的大包小包,就在我脑海不停浮现。那些稀罕物,那些人,那些事,隔着几十年,都还在,三哥也还在,在那些老照片里,二十多岁的样子,白净,周正,温温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