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布衣
沈联芳（1870—1947）名镛，以字行，浙江湖州人，幼年曾就读于私塾，16岁在湖州恒有典当行当学徒。光绪十九年（1893），由舅父推荐至湖州同乡吴少卿与德商瑞记洋行联合创办的上海瑞纶丝厂，因工作勤奋出色晋升为负责生丝外销的主管。作为主管，沈联芳需经常与外商打交道，能及时了解国际生丝市场的动态，积攒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与人脉关系，获得了中国传统商业无法给予的开放意识与经营策略，还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1900 年，沈联芳向亲朋好友集资40万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了振纶丝厂，自己出任总经理，鼎盛时期拥有缫丝设备 240台，员工近千人。1908年，他独资在闸北创办恒丰丝厂，购置缫丝设备 320 台。为了提升缫丝质量，还聘用意大利技师担任监工，在生产程序及工艺上尽量向国外同行看齐，还注册了“ 飞虎”“ 玫瑰”商标，产品主要销往英美等国。沈联芳在闸北建造了恒丰里、恒通里等里弄住房与恒丰大楼，出租牟利。他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原闸北区的恒丰路和恒丰路桥就是他发起建造的。因经营有方，声誉卓著，他先后被推举担任闸北商团会长、闸北市政厅副厅长和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等职。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生丝出口贸易的兴旺发达，促进了国内缫丝工业的兴盛繁荣，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蚕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江浙地区的乡村经济。1900年，中国生丝出口总量增至 15万担，达到了有史以来生丝出口的最高峰。然而，繁荣背后潜伏着严重危机。因蚕种退化、缫丝技术落后等诸多原因，导致中国的生丝质量长期没有提高，反而有逐步下降趋势。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蚕丝业就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生丝出口量逐年递增，1890年，日本生丝出口量仅2万担，不足中国生丝出口量的 1/4；1900年，日本生丝出口量超过5万担，约为中国生丝出口量的 1/3；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量近 14万担，首次超过中国生丝的出口量。而到了1913年，日本生丝出口量超过20万担，几乎是当年中国生丝出口量（12万担）的 2倍。消息传出，引起中国丝业界的巨大震动，有识之士纷纷撰文探讨补救之策。作为上海丝业的领军人物，沈联芳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撰文探讨中国蚕业面临的困境及改良办法，呼吁政府颁行有利于推进蚕业改良的政策。如在呈送农商部的《 改良推广江浙皖蚕业之管见》中，他详细分析了中国蚕业衰退的原因，既有蚕种不良、育蚕方法不当、栽桑技术欠缺，也有工人技术不足和蚕茧交易不够规范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人面对日本竞争时不求振作的精神面貌。经过沈联芳等人的大声疾呼，四方奔走，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于1910年成立了，五年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横跨三省的江浙皖丝业总公所；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等行业组织也先后成立了，充分体现了沈联芳“ 上下一心，商农并举”的发展理念。
为了提升蚕茧质量，规范蚕茧市场的交易行为，沈联芳倡议设立统一规范的茧市交易市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丝茧业交易所于1921年 10月 23日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沈联芳除了介绍筹备过程外，着重阐述了成立交易所的重要性，希望能做到“直接贸易之策当与交易所相辅而行”；有了交易所后，在即将成立的万国生丝检验所的配合下，“ 嗣后厂丝运往外国，可免种种受亏”。尽管沈联芳一再推辞，仍以高票当选该交易所的理事长。令人遗憾的是，曾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高官王正廷在同一时期组建了上海丝茧交易所，两个交易所业务重合，互相之间各不让步，竞争激烈，矛盾频发，最后前者被后者诉至法院，降低了交易所的公信力。1922年 4月 7日，沈联芳主持召开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丝茧业交易所解散。
沈联芳振兴丝业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组团参与国内外的丝业博览会，以展示和推介中国的生丝产品。在 1915年成功组团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后，翌年，沈联芳又召集江浙皖三省丝商开会，商讨遴选生丝制品赴美参加纽约丝茧博览会。为了给中国丝织品争取更多的展示机会和拓展海外市场，沈联芳经常亲自接待在华的外国丝商，并陪同他们参观制种场、丝厂和上海总商会陈列所，进而推介各类生丝产品。1920年，为遴选更多的生丝产品在美国万国丝茧博览会展示，沈联芳成功向北洋政府申请到 2万元的资助，解决了参会者经费短缺的燃眉之急。1922年10月，上海丝茧博览会开幕，除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实业厅厅长应邀出席外，英美洋行的大班和日本丝业商人也派代表参加，中外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出的蚕茧、丝绸及技术工具令人啧啧称奇。
1922年，在沈联芳的努力下，由江浙皖丝业总公所与在华的欧美丝商共同出资，在上海组建了万国生丝检验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蚕丝业的国际交流与技术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生丝出口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引起美、英、法、意等欧美国家的警惕，为防止日本生丝控制国际市场，“演成独占垄断之恶果”，他们经过商议决定“扶植华丝以对抗”。沈联芳得知后多方奔走，沟通联络，终于得到政府的准许。1918年7月，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上海法国商会会长麦田当选为首任会长，沈联芳出任中国方面的董事。英、美、法三国丝商与江浙皖丝业总公所各捐资纹银5000两，合计2万两，作为该会的开办运行经费。尽管在1928 年改组之前，改良会会长一直由外商担任，各项工作的主导权也在洋人掌控之中。但该会成立后在江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蚕业改良活动，主要有兴办制种场、改良蚕种，创设蚕业指导所，设立蚕业学校、培养蚕业人才，整顿私人制种场等，不仅促进了江浙地区蚕桑业的发展，还为各大丝厂提供了优质蚕茧，改善了生丝质量，增强了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上半段，为江浙地区乃至全国蚕业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人才与物质的基础。
尽管沈联芳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和江浙皖丝业总公所总理等重要职务，他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深入江浙皖茧区，亲自指导改良蚕种、兴办制种场、栽种桑树，以及为蚕农、桑农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沈联芳的老家浙江吴兴当时是蚕桑业改良和推广的重点地区，起初效果不是很明显，他利用回乡扫墓的机会，多次与当地官员缙绅沟通，最后达成共识，提请改良会派人驻点重点扶持之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最终成为江浙蚕桑改良推广的模范样板县，推动了周边地区的蚕桑改良。沈联芳对其他地区的蚕业改良也十分关注，他多次致信江阴等地的丝茧公所，建议利用举办庙会乡民集中看戏之机，举行蚕业改良的推介活动。
为了在当时蚕业还不甚发达的安徽省推广蚕业改良，沈联芳每年拿出2000元选购优良蚕种，亲自前往芜湖一带进行散发推广，还无偿赠送良种桑秧，劝导农民养蚕种桑。为了推广安徽蚕业改良，总公所在沈联芳的建议下，先后成立皖南、芜湖两个重要的丝茧公所。1923年4月的《申报》有相关报道：“ 皖省蚕桑向不讲究，自九年前经本埠丝茧总公所总理沈联芳提倡以来，风气渐开，育茧者年有增加，现已扩张至青阳、宁国、宣城等处共有十四县之多，故每届该省新茧上市，沈总理必亲自前往实地考察设法劝导，比诸江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