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振荣
小时候直到青年时代，我家“厨房”的灶具一直是一只没有什么“身价”的行灶。“行灶”是从土杂商店（旧称“缸甏店”）买来的土陶灶具，在上面安个铁锅便可烧水做饭。那时烧“行灶”的人家也不少。行灶后端上方有两个出气孔，相当于烟道。有模有样的灶头都打在厨房的一角，我娘舅家有厨房、灶头，我家所在的百间楼下河东13号里面有不少人家都是烧灶头的。唯独我们前埭花厅的三户人家没有厨房，只能在朝北靠着天井的一边每家安一个行灶，再配置一个水缸。这行灶虽说有两个小透气孔，但真正烧粥做饭炒菜时并不是很管用，如果三户人家全部开足马力准备点心夜饭，那小小的花厅简直就是个烟雾世界，熏得所有人睁不开眼，咳嗽连连。气压低的日子那烟雾更嚣张。管住行灶的主要工具是火钳和畚箕，火钳是用来搂灰、透灰（扒灰）的；畚箕不能是竹制的，一般都是洋铁（白铁皮）畚箕，因为灶膛里扒出来的灰很多时候是热的，甚至有残火，行灶容积小，需要时不时地清除炉灰。如果不是上学的日子，这烧火的差事基本上就是我和妹妹的，父亲或母亲掌勺。燃料一般是草柴（就是稻草）或山民卖的“野柴”（大多是树木的枝枝桠桠），礼拜天我有时也和妹妹一起到田间地头去拾野柴，比如桑树或其他低矮灌木上死去的掉落的枝丫。烧草柴需要先挽成“草卷”。柴在灶膛里燃烧不充分时会冒烟，这时就要用火钳搂空，甚至吹气，有的人家还有空心的吹火棒。如果烧火的质量差，搞得烟雾腾腾的，会直接影响站立着掌勺的父母亲，他们就会抱怨。如果烧“野柴”，母亲能上下照顾了就让我们靠边站。因为长年累月的烟熏，不仅靠天井的窗户矮墙面目全非，就连头顶的广漆楼板也被烟熏得变成了黑色，就剩下我家头顶的一块依然保持红色。那是因为母亲是个爱整洁的人，隔几天就要用拖把揩，那活是仰着头的，很吃力，所以潘家阿姆、姚家阿姆就不操这份闲心了。居民会来检查卫生，常常表扬母亲，潘姚两家邻居也从不介意。有时母亲在揩楼板，潘家阿姆正高兴时，也会“调白”（揶揄）几句：“张师母已（又）要倒拖楼板台！”我这个人自诩比较勤快，有时母亲带我去娘舅家，如果正在烧菜做饭，我会主动帮舅妈烧火，舅妈因此常常夸我。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这个，娘舅家的阿花（小猫名）可以为我作证。为什么冬天我去灶口，阿花总匍匐在柴草上，因为那里暖和。舅妈对我说过，这只阿花是“煨灶猫”，抓不住老鼠的。我笑笑，心想人总想往暖和处靠，何况小猫呢？不过，烧火总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一到夏天，面对着烈火熊熊的灶膛，我常常被熏得汗流浃背，迫不得已连招牌动作都用上了，时不时用一双脏手擦脸擦头颈，结果饭烧罢，母亲看着我那副黑色幽默的丑样就对着我笑：你看你看，快成“灶家菩萨了”！
一般人家，每年的腊廿三（即农历十二月廿三）是“送灶日”，祭品中不能少了“糖塌饼”。后来在鲁迅先生的《华盖集续编》中读到他的《送灶日漫笔》，写的就是这种。
烧行灶弥漫烟火气，有了烟火气，方有烟火食。母亲把从行灶产出的饭菜称为烟火食，推而广之是一切经过烟火制作（或沾染烟火）的食物，于是人世间的人们被统称为吃烟火食的。烟火气有时使人烦、遭人厌，由于童年的岁月并非那么静好，因此烟火气有时又变得十分可亲甚至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大约三五岁光景，一个除夕夜，经过一番烟熏火燎，邻居家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吃年夜饭了，可父亲出门去卖翘角菱还没回来。好不容易等到父亲回家，却仍然是满满的一元宝篮。母亲赶忙轻轻地说“我们上楼去吧”。结果，只吃了几只菱我和妹妹就悄悄地睡了，不知对父亲母亲来说，那是不是一个不眠之夜？家里最“苦”的那些日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中午，父亲没有回来，母亲去上海帮佣了，过了点心（中午）我和妹妹还没有着落吃的，这时住在三埭的叶家阿姆经过，看我们这副模样，摇了摇头，不声不响地走了。稍一会儿，她端来了一碗饭，上面有两条“燥煎鱼”和几筷菜，一边说“阿振阿贤吃”，一边眼眶里湿漉漉的。写到这里，我已然泪奔，但不知当时我和妹妹是怎么想的？
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煤气灶，配上脱排油烟机，整个厨房窗明器净，昔日烦人的烟火气早已凌空而去。
那天我晨练经过百间楼，恰好老邻居海坤在硚口平台上生煤炉子。煤炉现今也已经是稀罕物了，袅袅升起的炊烟缭绕在成弧形的河岸边和民居群上空，和百间楼河氤氲的水汽交融在一起，呈现在我眼前的正是一种久违的美丽。我立马用手机定格了这一刻。难怪历代文人如此心仪烟火气。“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鱼船。”“落日倒悬双塔影，晚风吹散万家烟”美丽人生，青葱岁月，就是这般一半诗意，一半烟火。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人间烟火，唯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