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年旧事 口述：叶衡 整理：李海良 杨鹏飞 毛凤君
半生的文学造诣，半生的僧侣修行。1920年，弘一法师首次乘坐乌篷船，自杭州出发，沿途经过绍兴、上虞，最终通过浙东运河，踏上了余姚县城通济桥船码头，造访了我外公李少垣的府邸。外公与弘一法师既是同窗，又同出一门，情谊深厚。
李宅坐落于县城繁华的府前路，现今已成为阳明古镇的中段之地。自1921年起，弘一法师先后六次莅临余姚。而余姚与慈溪，也成为了弘一法师在浙江省内驻足的最后一站，留下了他深邃的佛学印记。
作为一代佛学宗师，弘一法师心怀慈悲，虔诚念佛，以戒律为师，其修为令人敬仰。他曾留下诗句：“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这不仅是对自己修行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后来者的殷切期望。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叶衡先生，居住在余姚市区，在他的叶氏诊所内，缓缓回忆起与弘一法师相关的点点滴滴，仿佛那段岁月就在眼前重现，令人感慨不已。
叶衡先生，一位誉满余姚的老中医，其家族世代传承针灸之术，以“叶氏金针”闻名遐迩，同时也是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项目的重要传承人。近日，叶衡先生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往。“我来自马渚镇下叶，毕业于上海圆明佛学院，早年曾在县城城隍庙旁的余姚居士林所创办的“务本学社”启蒙学习。在那里，我与翁凌澜是同班复式学生，1991年他专程来到余姚我家，重温同窗之谊。我的外公李少垣，诞生于晚清时期的绍兴府余姚县城，出身于当时声名显赫的李氏大族。李氏家族在晚清和民国早期，于绍兴和余姚两地都是备受敬仰的名门望族。外公更是李氏家族中首位留学日本的人士，与弘一法师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同窗好友，他们还共同参与过剧社演出活动。外公曾在我20岁那年提及，1921年，他陪同弘一法师一同前往普陀山法雨寺，欲拜印光法师为师。然而，印光法师并未立即应允，只是向弘一法师提出了“要一心念佛”的训诫。这段往事，不仅见证了外公与弘一法师的深厚友情，也彰显了弘一法师对佛法的虔诚信仰与执着追求。
1929年5月，一个春意渐浓的时节，我外公李少垣也在普陀山法雨寺被印光法师正式接纳为弟子，从此与弘一法师结下了同门之谊，共同在佛法的海洋中遨游。据《余姚佛教居士林林志》记载，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在余姚地区不仅与李少垣师弟结下深厚法缘，还亲传衣钵于胡宅梵、毛契农两位居士。与此同时，在余姚的堵申甫，不仅是弘一法师在浙江的同僚，更是其一生的护法者。测绘马渚镇四联杨岐岙小渣湖详图的林大同也是弘一法师的同学，是介绍弘一法师去温州传佛之人。”
叶衡先生还深情回忆道，弘一法师曾莅临余姚县城外，因身体不适而在牟山湖畔的寺院中静养。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余姚佛界的戒律修订工作，并助力筹备浙江省首座县级佛教居士林——余姚佛教居士林。除1932年弘一法师前往福建外，弘一的师傅印光、谛闲、圆瑛等法师也频繁往来于余姚并小住于此，为余姚县念佛会、念佛团及寺院、居士林传授佛法、讲经说法，并引导居士弟子皈依。李家作为余姚、绍兴的望族，当年曾是印光法师与弘一法师的寓所。至今，弘一法师在余姚使用过的调羹、碗、宁波骨雕大床、老式八仙桌、骨雕椅子，以及他弹奏过的古琴和琴桌等珍贵遗物仍保存完好。此外，弘一法师还特意为余姚佛教居士林开业，从福建寄来署名昙昉的“南无阿弥陀佛”条幅字及书信。
1934年，余姚佛教居士林落成，印光、谛闲、圆瑛、宝静等法师先后居住于居士林南院最西两层小楼的楼上。弘一法师与李少垣外公的通讯，以及余姚居士的念佛心得，经由印光法师审定后，发表在《海音潮》或上海佛教出版社的刊物上。如今，县东街居士林南院的两层小楼已成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典当行旧址。
1942年9月初四的傍晚时分，弘一法师在泉州养老院晚晴室圆寂，这一消息深深触动了众多信徒与友人。据我外公晚年时的回忆，弘一法师圆寂后，堵申甫与我外公一道，积极投身于弘一法师灵骨归葬杭州虎跑山的筹备事宜之中。1948年，堵申甫与我外公携手，与刘胜觉等人共同努力，将弘一法师的部分灵骨从福建泉州迁移至杭州，并暂时安放在葛岭南麓的招贤寺内。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大师，堵申甫特地请来了著名学者马一浮，为弘一法师的灵骨瘗处题写了“弘一法师灵骨瘗处”这八个大字。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1年堵申甫担任余姚县县长时，他就已经邀请过马一浮，为余姚龙泉山上的王文成公祠（即王阳明祠）题写了门额。
1954年1月10日这一天，“弘一大师之塔”在虎跑定慧寺后山隆重举行落成典礼。这座塔不仅承载着弘一法师的英灵，更寄托了无数信徒与友人对他无尽的哀思与敬仰。弘一法师的一生，如同他留下的佛学智慧一样，永远照耀着后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