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怀念 章惠华
今年2月初，父亲撒手人寰，永远地走了。对他的离去，我像所有失去至亲的人一样心有不甘。在他离去的日子里，我会时常站在父亲的遗像前，默默地凝望许久，往事一一浮现。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培养大量的建设人才。那时，我父亲还不到30岁，正值风华正茂干事业的黄金年华，他被组织上从余姚县委秘书处调到余姚中学任第一副校长（校长由当时的县长郭子栋担任）。深感责任重大的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当时余姚中学规定住校生每天早晚要自修，老师每天要上夜班备课批作业，我父亲为了督促这一制度的落实，根本顾不上回家，吃住都在学校；当学生和老师们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他才回寝室，又抓紧时间看书，给自己“充电”。有耕耘就有收获，1956年，他被评为“余姚县先进工作者”。余姚中学的校史记载：“55、56、57三届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入高校深造，在学校发展史上写下光辉一页。”这是对我父亲在那个时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最好肯定。所以当我在1970年到余姚中学读高中时，几位老教师得知我是章亦平的女儿，碰到总会很关切地询问父亲的近况。可惜可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受教师尊重、学生爱戴、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作出贡献的校长，在“反右运动”中也未能幸免，受处分被调离了。
1979年，在外地工作的我，按照当时每周一天的休息制，把一个月四天的休息日“攒”起来回余姚。那时交通很不方便，等到余姚的家时已傍晚。天色已暗，可总见不到父亲的身影。我不禁问母亲：“爸爸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家？”母亲说：“你爸平时不回家的，周日才回。”接着又说，“这位老先生现在干劲可足了，就像当年，吃住都在学校。”我明白母亲说的“当年”就是父亲1955年至1958年第一次在余姚中学的工作时期。
今天，凝望着父亲的遗像，我感慨万千：世事沧桑，变幻不居。当时钟转动了二十多个春秋，父亲在历经挫折磨难后，再次踏上余姚中学的这块土地，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却依旧如初，永远不变。因为他知道，十年“文革”，人才断层，而国民经济又到了几近崩溃的地步，不抓好教育，国家缺乏人才，怎能把经济搞上去？！自己虽已年过半百，但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让他激情再度燃烧，由此他重新回到了当年充满青春活力朝气勃发的岁月。为学校的发展建设，为全面培养学生成才，他脚踏实地干起来，在余姚中学的校史上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心目中的父亲是威严而庄重的，爱如同高山一般，他对子女的要求既有原则又十分严格。记得在1982年，当时因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照顾，组织上把我调回余姚，父亲那时已当上了分管余姚县文教卫生科技工作的副县长。有一位叔叔对我父亲说，为什么不把你女儿调入政府机关？我父亲回答，她原单位是工人编制，政府机关是干部编制，不能去。就这样，我服从安排，去了新华书店。工作几个月后，文化局通知，在“文革”期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都要进行文化考试，待考试合格才能承认初中或高中文凭。“文革”十年浩劫，教育战线首当其冲，我们这批人整体上基础薄弱，文化底子较差，所以国家提出重新进行文化考试，不合格要“回炉”学习。我刚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很抵触，火冒三丈。当时我已结婚生子，之前高中毕业后的十年中，我去农村插队，回城参加工作后，我再也没有与课本打过交道。现在国家要我们重新考试，这对我来说压力重重。我望着怀中七个月大的儿子，满腹的委屈和抱怨，禁不住大声嚷嚷：“我们在十八九岁最好的读书年龄，国家叫我们插队落户，滚泥巴炼红心。在二十八九岁成家养孩子的年龄，却要我们去读书，我们怎么吃得消？”“不许说！”我被父亲严厉的声音呵斥住了。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家现在搞四个现代化，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国家这样做也是为了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文革十年浩劫，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你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更不能做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你要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有困难我们帮你，做你的后盾。”今天回想起父亲的这一席话，我止不住泪流满面。父亲对事物的认识和对我的良苦用心，深刻而又温暖。就这样，我白天上班，晚上去职工夜校上文化课。孩子由父母和保姆照看，没有休息天。一些初中和高中课程，我一门一门地学，一门一门地考。技多不压身，我接着索性考入电大，学会计专业，边上班边读书，三年完成学业。待拿到电大毕业文凭时，当年嗷嗷待哺的儿子已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了。后专业对口，我在书店从事会计工作。父亲对我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与钱打交道一定要廉洁自律，不能有非分之想。”站在父亲的遗像前，回想起这些往事和父亲的教诲，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感激。
父亲就是用这样的理念和言行教育子女。他的严格就是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靠自己的本事立足社会，而绝不允许利用他的职务和权力为我们获得种种好处和利益。父亲的一生，坦途与坡路，他都碰到过；顺利和挫折，他都经受过。这让他在悲欣交集的历程中养成了安之若素、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年轻时的壮怀激烈，离休前的壮心不已，他都不计得失，工作至上，兢兢业业，用自己的满腔热忱为余姚的文化教育事业发挥才干。离休后，他更是老骥伏枥热血腾，无私奉献挥余热，为余姚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父亲在离休的当天，写下一首五言绝句《离休书怀》以铭志：“昔日报国志，岁月叹蹉跎。愿献余晖热，高唱晚情歌。”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离休后，他继续工作近24年，补偿了被处分时期不能正常工作的亏欠。他受命主编《余姚市志》，全身心地投入到编纂工作，收集资料、动笔撰稿、审稿校对等，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余姚市志》历时8年，五易纲目，三改志稿，最终形成120万字的定稿本，于1993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志被业界赞誉为“一方志全书”。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先生评价：“此百年珍藏，子孙世代传家之宝也！”在担任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首任会长期间，他亲力亲为地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如组织市内外学者专家编纂了大量有见地、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又如在2006年，与另一位同志一起挑起编审《姚江文化丛书》的重任，共27册800万字的《丛书》，对发掘留存地方资料，弘扬余姚优秀历史文化，绵延姚江文脉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父亲所做的事还很多……他就是这样心系工作，不遗余力地干得劲头十足。
更让我们可敬的是，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轻若浮云，吃饱穿暖便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却其乐融融，其主要体现在对书的痴心痴情上。看书、写书、编书是他离休后的生活重心。书，是他最贴心的伙伴，背靠椅子手捧书本目不转睛的坐姿，成了他在家中的标志性模样。家里，他基本不谈家常，只有谈到学问，他才有兴致。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知来日可数，在医院的病床上插着鼻饲管和导尿管的他，还执意地要我们或护工拿书给他。见他那颤颤巍巍的手捧着书，模糊地看上几个字已显吃力，只能黯然作罢的神情，在旁的我们真是酸楚不已。一个人终其一生，以毅力和习惯享受书的美好，这是因为他懂得书籍中凝聚了人类精英的智慧和创造。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做好事，也都是慷慨解囊，一个接着一个地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深造，让他们通过读书，获得知识，改变命运。
斯人已去，芳香永留；时光流逝，缅怀长存。愿老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伴着心爱的书籍获得灵魂永久的安宁。如果有来世，亲爱的父亲，我们仍然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