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雯
“我们希望引导孩子们以‘知行合一’的方法修养品性、规范品行，培育具有家乡情、民族魂、中国根的时代新人。”在京举行的《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研讨会上，郑水军的发言字字铿锵。
郑水军，本期访谈的主人公。他主编的“王阳明、黄宗羲专题教育教材”通过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纳入浙江省中小学地方专题教育教材目录。这是首套由我们余姚人编写的教材。
访谈实录
张雯：郑老师您好，首先要恭喜您主编的教材通过了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
我们都知道，王阳明、黄宗羲作为余姚著名先贤，其思想泽被千秋，已经有不少人著书立说弘扬他们的思想。你为何想到将他们的思想编成教材呢？
郑水军：一是先贤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极佳教材，能让学生在“榜样”身上汲取精神营养；二是先贤专题教育能更有效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让学生触摸到“儒家”的“善”与“礼”。先贤的磊落行迹与智慧学说需要传承，而传承文化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植根先贤文化，更是希望孩子们自小将先贤智慧应用到为人处事的日常生活中。
4个月时间，我们团队编就了两套教材四册书：《走近王阳明》《品读王阳明》以及《走近黄宗羲》《品读黄宗羲》。“走近”系列是为小学四五年级准备的，而“品读”系列则是七八年级的地方课程。这四本教材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往后放放。首先来说说《走近王阳明》《品读王阳明》的前身《走近阳明》。
前年，正值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我们便想编写一套阳明文化学生读本。虽说是读本，但编写组还是打算用更高一级的标准，按照教材的标准来编写。
谁来编写比较合适呢？一开始我们考虑到史料的专业性，打算聘请外部的专家团队，比如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来编写。但很快，这个想法就被否决了，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话语体系，既然读本的受众群体是学生，那一定要让更懂学生的一线教师来编写，编写过程中请市姚江研究会会长诸焕灿先生为我们把关，来保证读本内容的准确性。
张雯：2022年，《走近阳明》读本成功问世，后来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变为现在的教材呢？
郑水军：2022年10月，《走近阳明》这套读本首发，当时我们编写团队的十几位老师，一分经费都没有，全凭自己心怀热爱。我看着如此精致的读本，心想，能不能试着去申报教材呢？你要知道，县级市去申报教材是没有先例的，通过率可能也就1%。但就算是1%的机会，我们也要去试一试。
令人惊喜的是，次年，这套读本竟真的通过了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这是浙江省第一套通过审定的县级市申报的教材！虽然这套教材当时没有被推广，但是受到了中央、省里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从我们这套教材受得启发，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启动了《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编写出版工作。
很快，省里相关部门确定了余姚不仅要编写王阳明系列丛书，黄宗羲也不能遗漏。4个月时间，我们策划了黄宗羲两本教材，重新修改了王阳明系列教材，这样，4本教材终于面世。
张雯：同样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深感文字工作的不易，更何况你们编写的是教材。据我所知，业内对这两套教材专业性的评价非常高，编写这两套教材过程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吗？
郑水军：从1996年调入教研室后，我就开始了研究学科、课堂、教学、课程之路，曾参与编写过很多套读本。所以当编写教材这一任务摆到我面前时，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知道，虽然前路艰难，但没问题。
我们团队白天有各自的教学任务和工作，编写教材完全是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像我经常熬夜到两三点，熬着熬着常会觉得眼睛啥都看不清了，第二天仍正常上班。现在回过头来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度过那几个月。但此次，自己主编的内容能被放入浙江中小学教材选订目录中，能放入千家万户学生的书包里，是多么欣慰呀。
张雯：真的特别感谢您和团队里那么多老师的付出。你们编写这两套教材想传达给孩子们什么讯息？中华传统文化的背后到底蕴含着何种力量？
郑水军：先贤的智慧是个精神富矿，如果被我们所用，那将一生受益无穷。你知道吗？在没有这两套教材之前，我一直在研究何为“幸福教育”，如何打造阳明传人。
以前我们“幸福教育”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积极心理学，但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体系，何来中国的文化自信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圣人孔子、先贤王阳明，乃至杨贤江都有自己的教育学体系，咱们一个小小的县级教科所，能不能研究研究中国的教育学体系，或者说，咱们能不能创造出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幸福教育？
使命感就在这一刻油然而生。
余姚的“幸福教育”用阳明心学作为底色再合适不过。阳明先生教育的思想核心是“育心自觉”，也就是说“栽树必先培根，育德必先育心。”孩子心目中需要一个榜样，以这个榜样为目标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有大我、有格局、有境界，也对社会有用的人。
现在大部分学生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多，但中华民族复兴需要怎样的人？这个答案其实就在你我心中。
我们这套教材最远送到了欧洲的孔子学院，就是原汁原味的中文版。我们不需要将中文翻译成英文，中文是有几千年积淀的语言，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也希望这两套教材，让每一位读到它的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人物经历
郑水军身着深色外套，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拎着包，笑意盈盈地走入记者视线。不管是作为教材的主编，还是接受采访时的出口成章，记者都对他学霸这个身份毫不怀疑。但令人意外的是，提及小时候，郑水军反问：“张记者小时候获得过多少张奖状？”他自然不是为了炫耀，很显然，他儿时并没有记者想象的优秀，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淘气鬼”。
1975年，郑水军出生于鹿亭乡中村村。虽说他成绩一直不错，但他小学期间只获得过一张“劳动积极分子”的奖状，不仅如此，他还常被罚站。想不到吧？课间十分钟，总见他满校园跑，跑得满头大汗，常常掐点进教室，被老师“逮住”：“郑水军，站到后面去。”
儿时的他是村里有名的“吵客大王”，到梁弄读初中不久，因为帮被欺负的同学出头，被其他同学追着在茶山跑了一整夜。这时候他突然明白，“原来出了村，自己什么都不是”，这种渺小感让他产生了奋发图强的念头。
“梁弄中学的老师真厉害，比如社会发展史，老师能将2000年的发展史脉络讲得清清楚楚。”说这话时，郑水军眼神中满含崇拜之情。而他没意识到，时至今日，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被学生崇拜的人。
时间转回到1990年，郑水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波师范学校。做老师意味着什么，当时的他还懵懵懂懂，但“跳出农门”的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出“样子”来。郑水军从小语文成绩一般，数学倒是常能拔得头筹，学校专门组成了编程兴趣小组，郑水军也是其中一员。师范学校的素质教育，还让他精通了“琴棋书画”，练好了“三笔一话”。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从小语文不占优势的他，有朝一日语文作文会被老师当作范本讲析。这对从小很少被表扬的郑水军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自此，他也渐渐爱上了文学、写作……谁说这不是冥冥之中为他几十年后主编教材埋下的伏笔呢？
师范学校毕业前，郑水军到余姚镇中心小学（现为余姚市东风小学）实习。实习期结束时，实习教师按惯例都要上一堂汇报课。五十多个学生，再加上十几位教师前辈黑压压坐在底下，不免让人心里忐忑。但那时，郑水军却一点也不怵，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顺利完成了汇报课。那一刻，郑水军突然有些感谢自己从小“吵客大王”的经历。
就在郑水军结束实习将要离开余姚镇中心小学时，正巧学校购入了一批386电脑，想教学生编程。校领导思来想去，实习教师中会编程的只有郑水军，于是主动邀请他留下来任教。
在余姚镇中心小学任教的三年时间里，郑水军不仅承担了两个班级的数学教学与班主任工作，还承担了全校的电脑课教学，每周至少要上22节课，更别提每天清晨教铜管乐队，傍晚教奥数班……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累吗？”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郑水军坦然一笑，“大山的儿子，不怕苦累！”1996年，郑水军调入教研室，成为了一名科学、信息技术教研员。虽然离开了一线教学工作，但他与中小学生的缘分仍在延续。
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郑水军是在每周举行的阳明心雅集·阳明日读活动上，他与我分享主编此教材的点点滴滴时，激情澎拜，说着说着就热得脱了衣服。而我听完他的分享，印象最为深刻竟然是他半夜编写教材时喝红牛、吃夜宵。一本本教材，背后凝聚着那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奋斗心血。
从小算不上好学生的郑水军更像拿到了“淘气鬼逆袭”剧本的演员，其实好多采访内容让我感触颇深，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在郑水军当班主任的三年时间中，他们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职务。比如：“瓷砖管理员”，管好身边这块瓷砖的卫生也是件了不起的事。
郑水军从小没获得过多少奖状，偶尔一次被老师表扬就能高兴许久。他常想，为什么“三好学生”永远都是这些孩子？也许真正需要被表扬、被拉一把的孩子从来没有得过奖状。
郑水军制定了班级里的小红花规则，公平公正，谁的小红花多，谁拿三好学生奖状；排名靠后的孩子也不要灰心，还有种奖叫做“后进积极分子”。要是不服气，你还能申诉……
郑水军说自己是一位比较“顺”的人，感恩的人，幸福的人。对于自己能幸运地成为教材的主编，教材能成功编写，他特别感谢学校的栽植、领导的肯定、团队的付出。
在郑水军身上，我看到教育这件事，从来不是单一、程序化的，而是可以不停深化、需要不断挑战的。前路漫漫，这套教材，也只是余姚教育人的一个全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