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苗
2022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单位开会，住在乡下的妻子打来电话：“父亲在家弯腰捡一小块石灰时（大概是房顶脱落的），坐倒在地，站不起来了。”我赶紧问：“现在怎么样了？”她说：“大阿妺和大妺夫已送父亲去中医院拍片检查了，看有没有骨折？”
中饭后，妻子又来电话：“父亲拍片检查结果，右髋关节骨折。”
听到“右髋关节骨折”，我心里咯噔一下。老人髋关节骨折，俗称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五个月前，我母亲也是髋关节骨折动了手术。幸亏医生医术精湛，手术顺利，后来康复还好。这次岳父又是髋关节骨折，我忐忑不安地开车往岳父家赶。
这时，我想到有一位熟悉的骨伤科医生，给他打电话咨询。他听完我的讲述，建议现在疫情肆虐，病房管理严格，如果骨折不是很严重，血小板又低，可以考虑在家躺在医用病床上保守治疗。我们觉得也好，不去住院，家人照顾护理可能会更好一些。
开始几天，岳父的胃口不错，状态也很好，我暗自思忖：这样躺一个月，双脚试着落地，以后慢慢移步，三个月后可以康复了。看得出，岳父自己对康复也充满信心。
但是，到第五六天的时候，岳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没有胃口，精神萎靡不振，甚至有些恍惚，原来是肺炎发作了，我赶紧和市人民医院联系，请医院速派救护车来。
家里一旦有住院病人，会搞得手忙脚乱，身心疲惫。幸亏岳父母生了三个女儿。有我们三连襟和三姐妹轮流探视和陪护。但85岁高龄的岳母一定要自己去医院陪护，我们竭力劝阻她：“您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的。”她就是劝不住，固执地坚持自己也要陪，她说在家里住着也不安心。
经过近半个月的肺炎治疗，岳父的胃口好了，神志也清了。专家认为可以动全麻手术了。
动手术的这一天，我们目送着岳父推进手术室，手术室的门很快就关上了。手术室的门像一道无情的屏障，隔开了我们和亲人的联系。大家虽然表面镇定，但内心却波涛汹涌。
我们三连襟和三姐妹陪同岳母在手术室一侧的病人家属休息室静候着。大家的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块屏幕，当看到岳父的信息显示时，我会指给岳母看。怕她担心，我坐到她的旁边安慰了几句：“去年上半年，我母亲也是髋关节骨折，手术也是这位主任医生动的，很顺利，后来康复也很好。”听我这么一说，岳母似乎淡定了许多。
一个多小时后，屏幕上出现了岳父“术后”的字样，同时，我的手机里收到了手术医生发给我的微信：“手术顺利，请放心！”我赶紧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第二天早上，主任来查看病房，让岳父落地走走。我们搀扶着岳父，先双脚缓缓落地，然后再慢慢地移了十几步。没想到，昨天刚刚动好手术，今天竟然可以落地走路了。但主任交代，要坚持每天起床走走，这样恢复得快些。
可是到第三四天，岳父就是不愿下床走路了。我们开始怪他不够配合、不够坚强，后来才知道是岳父年老体衰，没有力气了。这样躺着不行，我们就劝他下床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
术后的几天时间里，吸入性肺炎又发作了。有时夜里出现了谵妄症状，意识不清，烦躁不安。白天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我说：“住院了，要告诉一下泗门镇的领导。”“好的，我会打电话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岳父是一位本分的老干部，六七十年来，从不给组织添麻烦，这次倒是破例了。
岳父担任过泗门区党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后来撤区并乡，留在泗门镇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泗门区下辖的一个公社工作，我拿着介绍信先向区委报到，接待我的就是从未见过面的组织委员干同志（当时泗门区有个传统习惯，党内不叫职务，一律称同志，连区委书记大家都称他陈同志，叫的和应的都觉得亲切、自然，没有违和感）。这是我在工作上接触到的第一位国家干部（公务员），瘦长的个子，穿着整洁的灰色中山装，脸带微笑地握着我的手：“小陈同志，欢迎你来泗门区工作。”我递上介绍信：“干同志，区委有什么指示？”他只是简单而随意地同我聊了聊，大意是尽快熟悉情况，适应工作，有事多请示汇报等等。
刚毕业分配，呈现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美好。我谦恭地听着，心里想着这位干同志像父辈一样，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干同志后来会成为我的岳父。
那时，干同志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跑泗门区下辖的七八个公社。公社干部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干同志”，大家和他没有距离，愿意找他聊聊工作，谈谈思想。所以他对全区的干部队伍甚至干部的家庭情况非常熟悉。
我所在公社的妇联主席是个热心人，参加工作以后的第二年，她介绍干同志的大女儿和我谈恋爱（她们住的地方相隔不远）。谈恋爱开始的一个月，我上门去女朋友家，见到她爸，习惯地称他干同志。后来时间一长，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才慢慢改口。
泗门镇的领导得知岳父病重住院，委派三位领导前来医院看望慰问。那天我不在，次日，我去医院探视，岳父见到我兴奋地说：“昨天泗门镇领导来过了。”其实，平常每年泗门镇的领导都会上门慰问看望老干部，可他从来不会提起。这次他看得这么重，让我隐隐约约觉得，岳父在了却一份心愿——想生前最后一次见到组织的人。
一天，轮到小姨子陪护，岳父对小女儿说：“我走了，不放心你妈，怕她寂寞，你给她买一部智能手机。”后来，小姨子买来手机后，给岳父看了看，摸了摸，岳父点点头，似乎心里踏实了。
慰问后的两三天，岳父的状态真不错。可过后胃口又差了，大半夜不睡，吵闹着要出院，自己拔管子，说钱医光了。
住院前四个月的一天，岳父岳母让我们三连襟和三姐妹一起去他们家里商量一件事情。岳母说：“老头子今年九十岁，我也八十五岁了。你们老爹提出来，要把一生的积蓄平分掉，每户20万元，钱打到你们的银行卡里。”我们听后一直推辞，劝岳父岳母钱自己留着，不要省吃俭用，该吃吃，该穿穿，该买买。
其实，天下老人一个样，不论子女贫穷和富有，只想着身后多为子女留点财产。岳父身上穿的米黄色夹克衫，那是我十五六年前买来自己穿的，穿了几天觉得不太合身，不穿了，妻子说让父亲穿着试试，结果他试着合身就穿到现在，而三个女儿给父母亲买的新衣服却一直挂在衣柜里。
我们劝岳父生病了不要想省钱的事，况且大部分费用医保可以报销的。他听不进去，天天喊着要出院、要回家，回到泗门的家。其实岳父岳母在泗门镇的房子早在二十七八年前就卖掉了，这几十年一直居住在城区。
有人说，一个人老了以后，到他晚年的时候，尤其是身体最弱的时候，他渴望的是家乡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城里的生活再好，那不是他安放灵魂的地方。所以岳父在弥留之际，天天喊着要回泗门的家。
那天，岳母召集我们商量，说昨天夜里，老头子给我说：“要放手了，只有你才能下这个决定。”岳母对我们说：“我也反复考虑过，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让老头子走了。”大家听着，心情十分沉重，没有一个人出声……过了一会，我打破了沉默：“我们去问问重症监护室主任，看看到底还有没有救。”主任耐心地告诉我们：“手术后站不起来，如果这一关过不了，肺等器官会逐渐走向衰竭。但医生仍然会尽力的，最后的决定由你们做。”
岳父坐倒骨折住院救治已经四十多天，医生也是竭尽全力，但岳父由于年事已高，继续救治没有希望，这样痛苦地拖延时间，也违背岳父的意愿。
岳父走的那一天，眼睛微闭只露一条缝，喉咙只能发出“哦哦”的声音。护士撤掉了安装在他身上的许多管子，只留一根鼻氧管。护工给岳父擦洗全身，换上了家里带去的新衣裤（寿衣）。岳父“松绑”以后，几次抬起右手，装了一个“OK”的手势。临走前的大半小时，岳母和我们三连襟三姐妹围在岳父的病床两侧，此时的岳父神态自然安详，我们看着他的脸，每个人都说：您放心走好了，姆妈我们会照顾好的。他竟抬起右手摆了摆“再见”的手势。
岳父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