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雯
说到吃，咱们余姚的美食可不少，先别说杨梅、茶叶，这个季节，大岚镇柿林村的柿子也如小灯笼似的挂满了枝头，煞是诱人……记者这次采访的美味，虽不能和余姚的传统美食相比，但绝对称得上新“余姚老味道”。它就是余姚烧饼“销冠”——“父子烧饼”。
“芝麻点点乍出炉，老妪神工天下殊。脆饼嚼时香透齿，扶窗酒醒万花苏”。诗人笔下的烧饼，似乎是文人墨客手中伴酒的稀罕物。21世纪的今天，烧饼还是那样芝麻点点、又脆又酥，但早已成为市民朋友随处可买、可食之物。
这一期，记者对话“父子烧饼”店主朱建军，听听这位来余姚30年的“老手艺人”与烧饼的故事。
访谈实录
张雯：从1994年您来到余姚到现在2024年，刚好是第30个年头。刚刚我听客人亲切地叫您“胖哥”，看来您和大家确实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会把店叫做“父子烧饼”呢？您觉得店里生意一直不错的原因又是什么？
朱建军：哈哈。因为我胖嘛！所以大家刚开始叫我“小胖”，现在年纪大了，叫我“胖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哎，岁月不饶人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可不是一开始就胖的，在还没做烧饼前，我瘦得像个小猴似的。之前为了减肥，我可还健过身呢！不是我“凡尔赛”，我一健身手臂肌肉线条就特别明显，差点衣服都穿不下，现在就不去啦！
“父子烧饼”名字咋来的？随便取的呀，我又没啥文化，你说是吧。2019年，我们搬入现在这个店面，办营业执照时需要写店名，那我想，我和老爸一起开店，那就叫——“父子烧饼”，名字就这么来的。
你还有个问题什么来着？哦？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买是吧？好吃呗，哈哈！三十多年了，我每周至少有四五天还在吃烧饼，更别说我家这么多老客户了。你看，像刚刚走过去的那个阿姨，家就住在后面的裕丰花园，从我们店里穿过比走大门更快，所以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见面。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来吃我家的烧饼，现在都已经做外婆了，还常常带着外孙过来吃呢。
张雯：是啊，刚刚阿姨走过，还以为我在给您体检，想来也是很有趣。不过我注意到，您的手跟其他部分的皮肤比起来黑了不少，在手关节处还有些烫伤的痕迹，其实刚刚您也说了，手经常会烫出水泡，为什么还坚持做烧饼呢？
朱建军：以我的脑子，别的生意也不一定做得好，幸好做烧饼还算成功。别说手了，我的手臂也是常年被烫得起泡，现在经验足了，被烫到的几率也低了。
你说辛苦吗？当然是辛苦的。尤其是今年夏天，太热了！我们围着烤炉，有五十几度，一整个夏天就像在水里泡着似的，汗如雨下。空调也装不了，门口会漏风，那就热着呗！幸福生活总要靠自己奋斗出来的！
张雯：是啊，30年过去，“父子烧饼”离百年老店就差70年了。您老自嘲自己小学毕业，“大字都不识几个”，但能经营一家小店这么多年，还能保持生意兴隆可不容易。透露点秘方。
朱建军：哎呀，我哪来的秘方。至于“百年老店”，哈哈！我这一代人做好这家店也差不多啦，我儿子女儿觉得这活太苦，不一定会接着我的手艺干。
做小店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就是材料要好，做出来的食品要符合大家口味。像我家烧饼，并不是一开始做的就是油酥款，刚开始也没有葱油这个口味，也是经过后期不断改良的嘛。
第二呢，脾气要好，也要耐得住性子熬。你们看我每天笑脸迎人，做生意嘛！谁不是讨生活呢。刚开始我们还是手拉车的时候，没客人我们也不会走的，就是靠着口味，靠着时间，一传十十传百，老客户渐渐积累起来的。有些老客别太熟哦！一年我看300天早餐在我家吃的。我们现在，一天能卖出1000来个烧饼，50斤一袋的面粉，一天要用掉4袋，30斤葱一天就用完了。
你看，现在我们烤炉里的饼，就是给杭州的客人做的，做好当天就发顺丰寄给他。最远的还有发过西藏的！有时候客人买了50个饼，运费比饼还贵。他们跟我说，我们家的饼冷冻可以放半年，吃的时候空气炸锅“叮”一下，香得不得了！这都是老客户积累的呀。
哦，对！还有最最重要的，差点忘了说。现在科技发展了，烧饼也能用机器做，虽说机器做出来的烧饼样子好看不少，但比我们纯手工、用炭烤的香味差远了！所以说我们直到现在仍然坚持纯手工制饼。你看，店里6个人，我和我爸、我妈、我老婆，还有我两个小舅子，都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吃不了手工的苦。
张雯：所以说你们家生意好真的是有道理的。30年来，你们一家人一直扎根在新西门路，也见证了余姚日新月异的发展，怎么看待余姚这个第二故乡呢？
朱建军：余姚发展用那个什么成语？对，翻天覆地。我们刚来的时候，余姚虽说比家里农村强，但新西门走不了多远，一眼望去还都是田地。我们看着道路一点点建起来，房子一点点造起来，桥一点点架起来，当然，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点点好起来了。
现在，我都没什么老家朋友啦，都是余姚朋友，也没想过要回家发展。在余姚，房子车子都买好了，儿子上大学去，女儿也高三了，哎哟，很快，我都可以当爷爷咯！
人物经历
只要去过位于新西门路世南小学对面的“父子烧饼”店，不出意外会有两个感觉：第一是“烫”、第二是“挤”。透过一层人墙，只见一位穿着背心、光着膀子，身材壮硕的男子，不时顺着手电筒的光往火红的烤炉里探一探，瞅准时机，一手拿着炉钳，一手拿着铲刀，左右开工，麻利地将烧饼从烤炉里拿出来，葱油、椒盐、白糖口味的烧饼在炉盖上摆成一排。
心急的顾客刚想伸手去拿，不出意外都会听到“嘶哈”一声，紧接缩回手。尽管如此，不到一分钟，刚出炉的烧饼就会被等待的顾客抢购一空。
看到记者正在拍照，热心的顾客喊起来：“胖哥，换件衣服呀，这可要上报纸！”而被称作“胖哥”的男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着回应道：“咱们劳动人民不就这样吗！”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拿起身边的毛巾擦了擦脸，大家口中的“胖哥“就是记者要找的采访对象——朱建军。
约朱建军可不容易，365天只有过年才能休息的他几乎日日都要从凌晨四五点忙到傍晚五六点，要是刚好赶上客流高峰，全店6个人像陀螺似的，忙得一刻不停。别看朱建军操着一口流利的余姚方言，1981年出生的他竟是台州仙居人。
在朱建军的印象里，家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做烧饼生意。小时候，家住农村的他家中以务农为生，后来听说做烧饼赚钱，父母便想着要改行。不过，做烧饼得有师傅领进门，可师傅去哪找呢？那个年头，若是有人“身怀绝技”可不会随意跟人分享，遭到其他烧饼师傅拒绝后，朱建军父母便站在远处偷学，渐渐也学了个七七八八来。
1992年，朱建军父母第一次来到余姚，来姚的原因也简单，就是——挣钱。1994年，14岁的朱建军小学毕业，便加入了父母的队列，开启了烧饼生涯。在世南西路与新西门路的十字路口，他和父母买了个手拉车，东拼西凑借了几百元，“风吹日晒雨淋地卖起烧饼来。
想起以前的岁月，朱建军觉得是真苦，苦在哪？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娃娃”，日日起早贪黑，一到下雨天便浑身湿透，哪怕生病也不能少出一天摊。“要不去学修车吧？至少不用淋雨。”小朱建军这样想着。不过很快，他也被修车“劝退”了，“天天身上都是机油，有时候半夜也会有电话喊我去修车。”就这样，朱建军回到了老本行，继续做烧饼。
那时候朱建军的烧饼做得并不出名，也不像现在“香飘十里”、酥得掉渣。有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做着烧饼，一个约摸60岁的阿姨尝了一口，只道：“你火太大，所以烧饼外头焦了，里面还没酥。”一语点醒梦中人，朱建军仿佛开窍般，在每次开火后，先将炉温一温，温度太高容易焦，温度低了饼又没法老实粘在锅壁上，温度多少才合适？朱建军慢慢摸索出了经验与手感。
温度难题解决了，什么面粉最适合做饼？怎么烤出食材本身的香气来？朱建军一边琢磨一边改良，生意自然水到渠成。2002年，朱建军与父母终于有了一家小店面，虽说小，连名字都没取一个，但买烧饼的人可不少。朱建军和母亲做饼，父亲炸油条，六七毛钱一个的烧饼，朱建军每天要卖出近500个。整日在烤炉的高温中来回穿梭，手上烫出水泡是兵家常事，风吹过，手都会隐隐作痛。
25岁时，朱建军娶了媳妇，也是台州老乡。正聊着，媳妇蒋钢琴走了过来，轻轻拉了拉他的耳朵，仿佛告状似的：“嫁进来前，我都不知道他家是做烧饼的。”我们都笑了起来。
记者手记
跟朱建军打交道，第一感觉是：他真的很爱笑；第二，他真的很真实。我在给他拍照时，他除了擦了擦额头的汗表示重视外，连一点“摆拍”的概念都没有，整个人忙碌到在我的镜头里只剩下虚影。看到客人齐刷刷等着，我也不好意思叫他配合我摆摆姿势，毕竟，这才是原生态的朱建军。
他告诉我，其实想来学做烧饼的人不少，但几乎没人能坚持。这点我特别能理解，毕竟看到火焰蹿起来红通通的烤炉，叫我把手伸进去，我断然是不敢的。我说他们店是最老牌的烧饼店，朱建军却摇了摇头，直说之前也有好几家，只是他们年纪大了做不动了，自己这家店之后可能也难逃这个命运。
采访时，路过的客人打趣说，他们这家小店一年能赚不少钱。至于到底赚了多少，我没问，也没必要问。因为每一个靠着手艺赚辛苦钱、认真对待自己与生活的人，都值得上天最好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