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千
阳明古镇，如今商铺林立，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但每次漫步阳明古镇，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往北拐过一条小弄，走进略显逼仄的工人路，没多远，便是市级文保单位宜春堂。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投向宜春堂对面的一个小院，缅怀五十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小阿婆和大阿婆，寻找照亮我生命的“双子星”留下的欢声笑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呱呱坠地。当时母亲供职的县粮食局，办公地址就在宜春堂。父母希望在周边找一户愿意寄养我的人家，方便照料。于是，出生后五十六天，母亲就抱着我来到小阿婆家。
宜春堂高大的门楼斜对着一个略显矮小的墙门，推门而入，是一个院子。靠近墙门相邻而居的就是小阿婆和大阿婆两家。
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客厅相连，中间连隔断都省略了。今天你家烧了什么好吃的，我会毫不客气地夹一筷尝一尝；明天我家有什么美味佳肴，自然也会送到你家餐桌上，两家关系融洽得让人无法想象。
两位阿婆那时五十多岁，周边无论男女老幼，一概称年纪小者为小阿婆，年纪大者为大阿婆。两人都长得十分清秀，家里更是打扫得纤尘不染。
小阿婆祖籍丝绸之乡湖州，她有一手“翻丝绵”的绝技，就是把蚕茧制成的丝绵通过兜、拉、扯等动作拉扯蓬松，然后做成丝绵被，或者丝绵棉袄、丝绵棉裤。左邻右舍只要有需要，小阿婆总是热心相帮，有求必应。在依稀的记忆里，我常坐在婴儿车里，好奇地盯着小阿婆的双手在上下翻飞。
小阿婆的爱人胖乎乎的，小阿婆让我叫他大块头爷爷。大块头爷爷在郊区一企业工作，隔三岔五地回家一次。回来时常常一边逗我玩，一边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果，或是几颗花生。大块头爷爷喜欢喝酒，有时会过量，对此小阿婆难免要唠叨几句。但唠叨归唠叨，每次大块头爷爷回家，小阿婆总会准备好油汆花生米、小黄鱼等下酒菜。大块头爷爷喝酒时，我在他脚边转来转去，大块头爷爷长大块头爷爷短地喊个不停。他一高兴，便摸摸我的头，会夹几颗花生米，或是几块黄鱼肉，塞到我嘴里。
可能是因为心血管原因吧，还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候，大块头爷爷就病逝了。这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身边的亲人有一天会突然离我而去。
小阿婆的儿子荣富叔叔在部队服役，复员后在余姚电厂工作。荣富叔叔回来后，我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小跟班”，无论他去朋友家还是看电影，都会带着我。哪怕他谈恋爱，我也常成为一个乐呵呵的小电灯泡。
工人路上有家工人俱乐部，后来称作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的阅览室有许多报刊杂志，得凭工作证才能入内。荣富叔叔常去看报，我经常跟着翻看画报。画报里有许多印刷精美的彩色大图，特别是解放军、运动员的图片特别吸引我。
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看报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阅览室每天人员不断，但大家像约好了似的，进出都轻手轻脚，讲话也轻声细语，偌大的阅览室里，有的专心读报，有的还在本子上记录着，安静得只有报纸翻动的声音。幼小的我感到惊异，文字居然有如此的魅力！
工人路西北面是人民路中学的操场，晚上便成为露天电影场。虽说是露天电影，但也是要凭票的。第一次接触《红楼梦》，就是跟着荣富叔叔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票，在那里看的露天电影。有时实在买不到票，他会设法带我到住在操场周边楼房里的朋友家，趴在窗口蹭一场免费电影。
后来荣富叔叔搬离工人路，直至移居杭州，我们时有联系。去年他身患重病住院，我去杭州探望。看到躺在病床上瘦弱的荣富叔叔，回想当初他带着我到处游玩的情景，我内心阵阵酸楚。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永别！
在我三四岁时，小阿婆生了一场大病，虽然康复了，但一时身体虚弱，缺少照看我的精力了。正在父母和小阿婆都感到为难之际，大阿婆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大阿婆老家在燕窝，她继承了山里人勤俭节约的传统，做鞋、缝补衣服都是拿手活。她自己衣服的领子、袖口总是补了又补，但对我很是慷慨。点心盒里常备着麻花、豆酥糖、饼干这些我爱吃的零食，她还不时地给我变换花样，做一碗糖炒年糕，或制作一斗缸酒浸枣子，那滋味回味无穷。
院子里有一个水池，是方圆几里居民的重要生活用水。大阿婆是水池的义务管理员，绝不容许有人到池里洗脚、洗澡、洗衣，只准把水打上来使用，所以水池的水质一直清冽甘甜。夏天的晚上，大阿婆会把池水浇到地上，用以降温；然后把洗衣板搁在池边，我躺在板上，她一边用蒲扇给我赶蚊子，一边讲神仙故事，那画面令人神往。
两位阿婆人缘极好，印象中从没和左邻右舍红过脸，两人几乎成了那一带好人的代名词，我也为此沾光。大家见到我，都亲昵地称我为小阿婆大阿婆家寄养的孩子，受到厚待。
六七十年代时家庭出身无比重要。弄堂口有一户人家成分不好，居委会开会时女主人常常作检讨，因此平时在周围邻居中抬不起头。尽管很多人对那家女主人总是奚落、不屑，但大阿婆则不许我这样对待老人，路上碰到，要我礼貌地叫她阿婆。每当这时，那阿婆满脸感激，露出难得的笑容。
其实不光是对邻居，哪怕是上门要饭的乞丐，大阿婆也是和颜悦色，总是给饭给菜，尽量满足要求。她告诉我，人家一定是有困难了，否则不会走到上门乞讨这一步的，我们有能力就尽量帮一把。
大阿婆这种平等待人的言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多年以后，无论读《红楼梦》还是《悲惨世界》，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总会想起大阿婆。
大阿婆家的爷爷是电厂退休的老工人，有一双灵巧的手。家里虽小，但布置得紧凑、精致，角角落落都被充分利用，桌椅板凳榫卯稍有松动，他便及时修整牢固。
爷爷喜欢种花，园子里常年都是姹紫嫣红，但最多的是夜夜红。在墙脚、在石缝里，只要给点土壤，不经意间它便会报以意外的惊喜。而且，白天百花争艳时，它耷拉着脑袋休养生息；一到太阳下山，其它花朵偃旗息鼓时，冷不丁地它精神抖擞地迎风绽放，一下子满院子一片通红，与天上的晚霞相映成趣。当我大一点会帮着爷爷松土、浇水时，爷爷脸上的皱纹会舒展开来。
在小阿婆大阿婆两家人的悉心呵护下，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转眼到了上学年龄，我依依不舍离开工人路的那个墙门。离别时，小阿婆送我一双橡胶套鞋，大阿婆送我一把油布雨伞。我想，两位阿婆是希望继续为我遮风挡雨，陪伴我翻山越岭，去迎接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挑战。
小学时还没有双休日，但星期六只上半天课。于是每到周六下午，我便急不可待地来到工人路，继续我的快乐生活。有时晚上就赖在大阿婆床上，第二天刚起床，爷爷已为我买来了烧饼、油条，或是小笼、生煎。难怪父母常说，小阿婆大阿婆两家把我的嘴给养骄了。
我在学校得了奖状，会第一时间给两位阿婆报喜，爷爷则笑眯眯地把奖状一张张整齐地贴到客厅的墙上，逢人便会自豪地作介绍。
有一次聊天时，大阿婆问我：“以后你长大了，工作、结婚了，还会记得我们吗？”
“肯定记得啊！”我回答得不假思索。
“怎么记得呢？”大阿婆故意又问。
“我赚钱了，一定买好吃的给你们吃！”看着我一本正经的样子，两位阿婆哈哈大笑。
我就读的老西门小学旁边有家朱义庄粮站，在如今的余姚名人馆一带。当时粮站有一项拣大豆的临时性工作：在一麻袋一麻袋的大豆中，把完好、无疤痕的大豆挑拣出来，挑一斤给一分钱。待业在家的表姐在那里拣豆，我放学早也去帮忙。一段时间下来，居然赚了好几元钱。母亲问我打算怎么使用这些钱，我说我早就想好了，给小阿婆和大阿婆各买一份糕点！当我把糕点送到两位阿婆手上时，她们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不知不觉间，我长大了，两位阿婆和爷爷却日渐衰老。有一段时间大阿婆病痛缠身，我踏着三轮车送她去过一次医院，但是效果似乎并不佳。卧床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天，听到大阿婆撒手人寰的消息，我在学校门口一动不动地发了半天呆。
随着学业的加重，我去工人路的时间越来越少，只知道小阿婆和爷爷两位老人时有疾病，但似乎并无大碍。我只想时间过得快一点，早点完成学业，早点工作挣钱，尽快兑现对两位阿婆的承诺。
然而造化弄人，仅剩的两位老人此后竟相继离我而去。特别是小阿婆，原本搬离工人路，和荣富叔叔一起住到山后新村后，身体还算硬朗；没想到，一天傍晚竟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去。正在读大学的我接到母亲的来信，欲哭无泪。小阿婆，你再等等啊，我马上毕业挣工资了，可以买好多好吃的给你吃了呀！我真正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彻！
墙门还在，水池还在，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然而，物是人非，墙门里的新住户惊奇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问我要找谁。我笑了笑，说不找谁，只是来看看。对方明显露出不解的表情。
是啊，这冷清的园子、陈旧的房屋有什么可看的！然而，在我眼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留下了无数温馨的故事，值得我珍藏终生、品味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