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年旧事 王文苗
在泗门镇后塘河社区的谢氏怀旧堂内，陈列着民国34年（1945年）10月至1955年3月，居住在上海新会路234弄56号施惠玲和46号施钜孙两名居民向当地政府缴纳房捐、城市建设捐等费用的一组收据票证。这组收据票证，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社会政治形势及经济发展情况。
收据票证显示，上海的房捐及城市建设捐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4年（1945年）第四季度开始收取的。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民国政府没有办法收房捐及城市建设捐了。抗日战争胜利是民国34年（1945年）9月，民国政府又从当年10月开始收房捐了。因当时社会各方面都需要资金，初期因时间紧，收据票证还不正规，但还算认真，有上海市财政局凹凸章、主管长官印章及市财政局局长印名。其中有一张民国35年夏季房捐票证，有资金用处说明（三分之一系房捐，三分之一系保卫团服装费，三分之一系防疫经费），证明当时民国政府机构还未理顺，上海社会治安有民间保卫团管理，半年后被民国政府解散。在民国3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霍乱疫情，9月份解除，共死亡353人。因此，房捐中就有了保卫团服装费及防疫经费，此后房捐又增加了城市建设捐。
从收据票证还可看到当时政局也并不稳定，4年不到期间，市财政局长就调换了4人。开始时房捐及城市建设捐缴费是以千元为单位收费的，后来以万元为单位收费了。但到了民国37年秋季，房捐及城市建设捐缴费又一下子降到了以元、角为单位了，这大概和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有关。但时间不长，到上海解放前夕，房捐及城市建设捐本应该按季度收取的，结果当局急收、尽收。到民国38年（1949年），一季度增加了4月份的房捐及城市建设捐，规定超期要罚款。同时，钱也更加贬值了，房捐及城市建设捐又以千万元为单位缴费了，超出了票据的计费设计范围。而从1955年3月份开始，房捐及城市建设捐又以元、角为单位收取了。从这些收据票证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政局不稳、金融秩序比较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