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明
我的面前，伫立着一座雕塑。初看，雕塑似逶迤于山岭上的城墙，又如航行在惊涛上的轮船；再看，可分辨出八块长方形的花岗岩所标出的数字：1938 10 11；细看，花岗岩上的浮雕栩栩如生，所呈现的画面惊心动魄。
这座雕塑，位于宜昌市伍家岗区大公桥街道的滨江公园内。它的东侧，是夷陵长江大桥，桥之东，便是宜昌著名的九码头；它的西面，是绵延的绿地和繁忙的沿江大道；它的后边，是从葛洲坝涌出的凝碧流翠的长江清流；它的前头，是欣欣向荣的宜昌城。
这座雕塑，是为纪念“宜昌大撤退”而建的。我相信，这里承载着数代宜昌人对于那段烽火抢运历史的记忆。于我这样远道而来的瞻仰者来说，这是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窗口。
“挺膺”“壮举”“砥柱”，浮雕的画面叙事让我想到了一串词语。网络时代的“标签化”表达在许多时候并不确切，但对宜昌来说，用这些词来作定语修饰，我觉得还是相当合适的。
一
在导弹之类的超远距武器大规模出现之前，处于国土中部的地域应该是最安全的，宜昌便在“国之中部”。这里除了战国时期秦将白起攻打楚国时的“火烧夷陵”，以及三国时期东吴陆逊反击蜀汉进攻的“火烧夷陵”，历史再无更大战役的记载。这两次战役是在国家分裂时期发生的，属于内战。
但在1938年下半年，宜昌一下子被推到了前线。敌人是穷凶极恶企图“亡我中华”的日本侵略军。
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四川。可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没有铁路、公路稀缺的情况下，长江水路成了人们的首选。于是，有“川鄂咽喉、西南门户”之称的宜昌，成了战时国家工业物资和各类人员向后方撤退的重要中转站。因为在当时的航行条件下，上行入川，须在三峡东口的宜昌换乘峡江的船只。
1938年10月，距宜昌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一时间，宜昌被源源不断的战时物资和滚滚而来的难民挤满。宜昌的长江边上，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公里长的空地，被各种急待转运的物资拥塞得水泄不通。而不到二平方公里的宜昌城区，拥进了许多西迁的单位和四面八方汇拢的难民，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露宿街头、栖身屋檐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由于人满为患、秩序混乱，运输效率很低，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甚至掏枪威胁要船，船也不一定有。
要命的状况还不止这些。日本军机已经时常光临宜昌上空，人员物资直接面临着危险；到了10月中旬以后，三峡以上的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位，如果到了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通过水路入川。
这时，被誉为“中国船王”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开启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抢运奇迹，宜昌民众也迎来了救亡图存的高光时刻。
卢作孚是对川江航运最熟悉的人。1925年，他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0月23日起，他坐镇民生公司的宜昌分公司，与军工企业代表紧急协商重要物资的转运顺序，与技术人员一起紧张规划运力最大化方案。他要用当时能走峡江的24艘仅数百吨级的轮船，外加850条木船，组合出最“宽敞”的“生命通道”。
卢作孚的“法宝”就是“三段航运法”：宜昌上溯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顺江而下。
在客运方面，为了尽快抢送滞留在宜昌的难民，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立马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
转运的持续高效有序，是确保“法宝”见效的基础。为此，卢作孚让员工在所有大型轮船、沿江各港口装上了预先购置的无线电台，以便于调配；同时征集民船民夫、制造新木船，在沿江增设码头、转运点。他最基本的考虑，便是让所有重要物资和难民同胞尽速撤离宜昌，进入峡江区域。毕竟日军即便要攻入险要的三峡，还是需要时日的。
10月24日，第一批轮船便逆流而上，驶进三峡。从这天起，在宜昌的码头上，秩序代替了混乱。
与民生公司员工一起动起来的，是宜昌的百姓。在当时不足10万人口的宜昌，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出动了，码头工人、海员、船工和纤夫，还有医生、教师、年轻学子、厨师、车夫等等，都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抢运中。宜昌码头上，敌机轰鸣声、爆炸声与轮船汽笛声、搬运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艰难时段的撕心混响。
这样的混响持续了整整40天。40天后，原本计算需要一年才能运完的战略物资都运走了，拥挤不堪的宜昌街市空旷了，卢作孚当初“决不留一个零件给日本人”的许诺实现了。据统计，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在宜昌百姓的全力配合下，运送士兵、伤员、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
二
那些在“宜昌大撤退”中入川的战略物资和设备，很快发挥出了作用。河南中福煤矿撤退到重庆后与天府煤矿合并，成为战时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大鑫炼钢厂和周恒顺机器厂在重庆迅速重建；常州的大成纺织厂与三峡染织厂合并，为后方军民提供衣料……
最直接产生作用的是军工生产的快速恢复。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炮兵技术研究处、金陵兵工厂这些军工企业利用抢运入川的设备，加紧生产武器支援前线。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调查，从宜昌抢运出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每月可生产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宜昌民众和民生公司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在宜昌大撤退雕塑面向长江上游的那一面石壁上，读到了“民生公司牺牲员工英名录”，虽然这名单看上去已经密密麻麻，但诚如名单下方所注解的那样，这仅仅是“民生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和宜昌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实际上，在日夜连轴大抢运的40天里，连统计下牺牲者的数量，都是件不容易的事。确实，从宜昌码头一路向重庆的600多公里水路上，到底留下了多少不屈又不甘的英魂？我抬头问苍天，苍天只给了我连绵的云朵；我俯首问江水，江流涌动着沉默。
有一组数据，比上述的“无法记载”更触目惊心：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后，日军在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从城市毁坏程度看，“破坏之甚，为全国冠”。另据《宜昌市志》载，当时整个宜昌沦陷区人口仅为21400人；待抗战胜利时，宜昌城区人口只剩2000余人。
民生公司也元气大伤。在整个“大撤退”的运输中，参与抢运的轮船损失16艘，占了民生公司当时仅有的22艘轮船的大头；另有116名熟练员工捐躯、61名伤残。
令人敬佩的是，作为商家的卢作孚并不因大抢运的结束而歇手，直到宜昌沦陷前，他还在指挥自己公司的船只，运输从浙江出发、循赣湘鄂入川的战略物资汽油。对于自己毁企纾国难的行为，他只说过一句话：“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令人稍微得到安慰的是，抗战胜利后，宜昌那些撤到大后方人员陆续迁回来了，到1947年，宜昌城区人口增到78000多人（据《宜昌市志》）——这些人中的好大一部分，就是当初参与大抢运最后留在后方的人。宜昌城敢挺膺、当砥柱的血脉保存下来了！
三
那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宜昌大撤退”已经过去86个年头了。说到这段历史，总有人把它比作中国版的“敦克尔刻大撤退”。我总觉得不妥，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比性。在运输工具捉襟见肘、水文条件并不理想的艰难条件下，及时有序地向上游方向转移战略物资和难民，更妥切的用词还是“抢运”，并不似敦克尔刻英法联军溃败式的“撤退”。
仔细分析，两者真有许多不同之处。
从组织者来看，“敦克尔刻大撤退”由英国官方和军方主导；宜昌这边，虽然卢作孚临时加持了官方身份，但具体操作上还是依托公司在亏本运行。
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在敦克尔刻撤退的，是清一色有军事素养的军人；而在宜昌登船的，从官员、名人，到数以万计的各方面专家和技术工人、在读大中学生，再到人数众多的伤兵、从各战区抢救出来的孤儿难童，再到身份各异的难民，年龄参差不齐，方言南腔北调。成建制登船的清一色军人也有，不过，他们不是撤退的，而是从大后方乘坐返程空船开赴华中前线的。
从延续时间和撤出人员、物资情况看，“敦克尔刻大撤退”用时9天，撤回军人33.6万人，4万人未及撤离被俘，英法联军所有重武器均成了德军的战利品，这些重武器包括2450门各类火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6400支反坦克枪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宜昌这边，则历时40天，撤离滞留人员10万多人（不含随物资转移的技术工人等），返航时从上游运出开赴前线的军人数万人，撤出战略物资10万多吨。撤出的物资中，还包括珍贵的故宫南迁文物，当时租住在江船上的叶圣陶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故宫古物兵工城，并逐迁流顿水涯。”（《宜昌杂诗》）
从使用的运输工具看，“敦克尔刻大撤退”动用了861艘各种舰船，包括海军舰艇、大型船只，也包括私人小游艇，分别从英国南部的六个港口出发实施救援，其中军方征用的一艘名为“兰开斯特里亚号”豪华邮轮，一次可装载3500名以上士兵，可惜此船在满载返航途中被击沉了；宜昌抢运的主力，只是24艘数百吨级的轮船。
最后从航行的条件看，“敦克尔刻大撤退”需要渡过英吉利海峡，更增加救援难度的是，两条较近的线路，一条在德军炮火覆盖范围内，一条被英国人自己布下的水雷挡了去路，结果救援船舰只好走最远的绕行路线，全程需耗时6个小时；宜昌抢运走的是长江，是逆水而行，被称为“鬼门关”的险滩多，动力不足时需要许多纤夫帮助才能上行，如果直达重庆，需要4天以上时间。“敦克尔刻大撤退”时，有空军掩护；宜昌抢运时，我国已基本失去了制空权。
罗列了这么多不同，并无比较孰高孰低之意。这本来就是两场绝大部分条件都不相同的转移行动，只不过都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只不过都带着反法西斯的政治背景。但是，喜欢把“宜昌大撤退”比作中国版“敦克尔刻大撤退”的观点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是宜昌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运，发生在1938年深秋，而“敦克尔刻大撤退”则迟至1940年5月底才开始；拿着后来的历史事件名词去倒着比附早先发生的历史事件，在时序性上是非逻辑的。二是宜昌抢运，其性质属于一场与民族工业相关、与民族命运相连、民众参与度极高的非军事行动，如果算上兵工厂转移和返航空船捎带出征将士这两项因素，至多也只能算是准军事行动。
我更想表达的是，就在这么一场被侵略者强加的“宜昌大撤退”行动中，平常被视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成了一股巨缆，以往不守秩序的参与到秩序中，以往不谈国事的走进了国事中，以往自命清高的学会了放下身段，以往漠不关心他人的懂得了抱团取暖，更有许许多多怀揣中国心、使命感、责任感的贤者、智者、勇者，为一场不期而至、猝然相遇的艰难跋涉而共同谋划、奔走、奉献，甚至流血牺牲。在民族危亡的苦难历史节点上，自尊心在迸发，生命力在迸发，长江边上那些面对劫难依然不弃希冀的心跳声，是宜昌山川日夜谛听的时代强音。
夷陵大桥的灯光亮了，闪闪熠熠地照着江流照着江滨，城市开始流光溢彩起来。当年国运不济时，宜昌倾尽全城之力，在长江上中游的交界处，以大爱大勇站成了大抢运的砥柱。而今，随着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竣工，宜昌成了“世界水电之都”，跻身大城市行列。我环视一圈万家灯火的宜昌，最后把目光落在“宜昌大撤退”雕塑上方的巨大船锚上。
那巨锚，以欲飞的姿态，坚定地朝着三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