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雯
谁能一辈子不去医院？大概是不可能的吧。他们说，在医院抢救室，每天都会上演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感人至深的亲情与爱情……
今天，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通过记者对市人民医院抢救室主任黄增的访谈，一起去了解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抢救室。
访谈实录
和黄增本来约在上午10点采访，9点他突然发来信息，表示有一台临时手术，恐怕采访要改时间。我赶去医院时，黄增的手术已经开始了。隔着抢救室玻璃，我看到一个巨大的仪器围绕着患者的胸部来回扫描，好似在探照着什么，一旁的大屏幕上，一根像头发丝大小的导丝在血管里游走，看得我心惊肉跳。
医务人员告诉我，正在控制这根导丝前进清除血栓的，就是我的采访对象——黄增。做手术的他格外专注，手术服里还套有一件重达10公斤的防辐射服，脖颈上戴着防辐射脖套，一动不动站立个把小时，黄增却淡定如常。后来我惊叹道：我们的手可没法这么稳。他却笑笑说，肯练就行。
当天采访自然是没约上的，他从9点踏入手术室，接连做了几台手术，直到下午1点多才从手术室出来。我们的采访便改到了周末晚上。
1986年出生于梁弄的黄增是人民医院最年轻的科室主任，在高考填志愿时，黄增听从父母建议选择了医学专业。少年黄增格外听话，虽然家里并没有学医的先例，但在报志愿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暗自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天不遂人愿，入学前夕，黄增被调剂到了信息工程类的自动化专业。按理说，这时人就该“认命”，但黄增偏不。一年后，他以出色的成绩转专业进入医学院，正式开始了医学生涯。医学生的学习内容并不轻松，一周有近四五十个学时，黄增还要补齐前一年落下的课程更为不易，晚自习夜夜都有他奋笔疾书的身影。在黄增的不懈努力下，他不仅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毕业那年还代表学校参加了浙江省医师学科竞赛。
要说学习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大概是以尸体为样本的解剖课，他们称其为“标本老师”。解剖是临床医学学生必修的科目之一，黄增也和大家一样，好奇、忐忑、害怕。依然记得被福尔马林泡过的尸体很刺鼻，一进教室就熏得他眼泪直流。从系统解剖到局部解剖，数十名学生围绕着“标本老师”，沿着肌肉线条拆分每一根血管，直至熟悉。
2010年，黄增考入了市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急诊科医生。要知道，当年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已经是浙东区域专病中心，是远近闻名的学科“大拿”。急诊科分为抢救室、重症病房、急诊内科综合病区、留观室以及创伤外科，在急诊科不同部门见习流转后，黄增成为了一名抢救室医生。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3年后，他会成为这个重要科室的负责人。
迄今14年来的点点滴滴涌入脑海，黄增却打趣地问我是不是想知道他“打架”的经历，我也饶有兴趣。说“打架”并不准确，黄增回忆道，那是2013年，他也不过是个“萌新小白”。晚上9点收治了一位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后，到了深夜，他突然接到护士电话，说患者家属在办公室等他。一进办公室，只见二十几人神情严肃地在等他，属实将他吓了一跳，为首的人问：“你是我大哥的医生吗？”黄增定了定心神，摆事实、讲道理，才渐渐消除了他们的不信任。
在抢救室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像“大哥”一样好友众多的，也有奋力抢救奇迹生还的案例。前段时间，周师傅（化名）走路过来给黄增送锦旗，要知道，他可是半个月前经历心脏骤停的患者，被黄增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增记忆犹新。“当时他心脏骤停，不急救就没法活。”黄增和同事轮流为周师傅进行心肺复苏，用除颤仪电击了四次心脏。“四次电击算多吗？”我问。“当然，如果指征满足，一次电击就能救回来，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一次电击不够，那就持续电击，直到符合手术指征或生命体征消失，那就立即手术或宣告死亡。
“急诊要快！”这是黄增和团队们的共识，在120急救车上将挂号、付费等手续完成，做好心电图，再将数据同步到抢救室。患者还没到达医院，抢救室就已经提前开通了绿色通道，准备好了床位、医生，分秒必争。“节省的时间，不管是十分钟还是一分钟，对于患者来说就是流逝的生命。”没人会比抢救室医生更懂得时间的重要性。
采访黄增时所在的办公室就是市人民医院云急救中心的控制室，余姚市县域智慧急救的字样在大屏幕上跳动，黄增说，这是传统急诊通过数改项目变成智慧急救的典型，通过电子交接单先发送患者信息到抢救室。急诊要快，就得信息先行。
说到这里，我回忆起周师傅的例子。如何判定患者还能不能救？或者“冒险治疗”与“保守治疗”如何划分界限？这是我的疑问。
“没有‘冒险’或是‘保守’这样的概念。”黄增回答。对于医生而言，只要患者有手术指征，意味着做手术对其帮助更大，那就立即手术。拿心梗举例，心梗发生的12小时内，如果能立即就医，手术就是最好的选择；但如若发病超过12小时，采用药物治疗则更佳。再比如胰腺炎，基本都是保守治疗，所以说相较于“冒险”还是“保守”，是由不同疾病的不同程度所决定的。
在职业生涯中，黄增与不少患者都处成了朋友。但有一位姑娘，很特别。
5年前的一天，那是黄增第一次遇到小王（化名）。来自四明山的小王，二十出头的年纪，风华正茂，却因先天性心脏病引发心力衰竭。由于病情加重，她无法工作，失去了劳动能力，每半个月就要因为胸部积液来医院抽胸水。
四明山到人民医院需要两个小时，但这两个小时就让小王不堪重负，胸水挤压心脏，她呼吸困难、气喘吁吁。情况如此，黄增找来专家会诊，试图找出小王的病因并想办法解决。会诊结束后，两条路摆在眼前，第一条是手术，风险颇大，而且需要不少资金，第二条是药物治疗，用药物控制心衰、维持生命，并且可以将半个月一次的抽胸水延缓为两个月一次的复查。
选择药物治疗后，小王的状态一天比一天轻松，每当复查时，她会背上双肩包，包里有时会装些小土豆，笑意盈盈地推开黄增办公室的门，轻声说：“黄哥，我来了！”
为了给小王找活路，黄增积极地联系了上海的医院、医生、床位和救护车，有不少费用都是黄增主动垫钱。但命运没有眷顾这个要强的女子，由于手术过于复杂，上海医院拒绝为小王进行手术。
后来的一段时间，小王病情渐渐不受控制，不仅胸水反复，渐渐滋生的腹水更让她行动困难。知道小王的情况，每当空闲时，黄增带着老婆孩子上门为她抽些腹水减轻痛苦。甚至黄增的父母得知小王的情况，也主动买了水果要求他带给小王。
有一次，黄增为小王送上了向日葵。那是认识五年来，黄增第一次为小王准备鲜花，不久后，小王离世，他更费心地操持后事，俨然将小王当成了亲人。
这不仅是医生与病患之间的故事，更是看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在黄增说到小王背着小书包来找他时，我甚至觉得小王可以像正常女生一样走到圆满的大结局，但人生总是遗憾的。
记者手记
我看黄增不停地喝着咖啡，眼睛眨动频率高了起来，显然是累了。正值周日，他不当班，却呆在医院忙活了一整天，自从当主任以来，他已经许久没有休息日了，每每回家先陪孩子，等孩子睡下再工作到深夜。
采访结束的那一刻，时针已过9点。偌大的医院没有了白天的人声鼎沸，但抢救室照样灯火通明。医护人员像旋转的陀螺，在人群中穿梭，其中，有位医生的胸牌上标注着“夜班平安”的字样特别显眼。黄增说，不管多忙，希望到了下班时一切都可以尘埃落定，不仅是患者平安，自己也要平平安安。
黄增在我面前是个立体的人，不仅是因为他会弹琴、打球，更因为他坦诚、主动。除去自己岗位上的职责，他还积极推动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深入小学，他坚信，孩子们会长大，他们有本领，国家才有希望。
做医生看过太多生离死别。黄增说，最害怕的不是癌症，而是突然死亡。吃饭时还好好的，一场车祸，人说走就走了。说到这里，他由衷感叹，“生命如此脆弱。”
“温州伤医事件”发生的当天，黄增做了4台手术。那天的手术不简单，他们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4位患者全部脱离生命危险，拯救了4个家庭。那件事的主人公李晟也是心血管内科医生，可以说是他们的同行。黄增说他内心很矛盾。我问：“准备转行了？”他回答：“那是不可能的。”空气刹那很安静。
“转行是舍不得的，被需要的感觉是很满足的。看到手术做得漂亮，患者功能恢复得好，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说的。”
“就像看待心爱的作品一样。”我说。
“他们发自肺腑的感谢是会让你共情的。所有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黄增眼里的光芒，如同抢救室昼夜不熄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