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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07
星期二
当前报纸名称:余姚日报

姜枝先和楼适夷的友情

日期: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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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06版:龙泉山       上一篇    下一篇

  陈革成

  楼适夷(1905年~2001年),出生在城区的高阶沿路,中共党员,现代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1927年任中共余姚(城区)支部第一任书记。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顾问,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等。

  上世纪20年代,楼适夷、杨贤江和郭静唐等早期中共党员在余姚进行革命活动时,经常去普文明书局,书局经理邵子传与他们早已熟悉,便介绍给书局会计姜枝先相识。姜枝先不久转任经理,与楼适夷、郭静唐等相处更为频繁,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后参加革命,成为好朋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开始“清党”,准备逮捕楼适夷、郭静唐。姜枝先和邵子传得到消息后,立即告知他们迅速离开余姚,免遭了狱难。

  抗战时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四明山建立根据地,楼适夷任根据地文教处副处长,主编《新浙东报》,郭静唐任纵队司令部秘书长,姜枝先则在浙西南等地抗日后方经营商行,支援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楼适夷、郭静唐随军北撤,不久投入解放战争。姜枝先回到余姚,普文明书局复业,与共产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普文明书局实际上成了四明山根据地在余姚城内的红色联络站。

  全国解放后,楼适夷调往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2年7月,时任浙江省财经委副主任兼工矿厅副厅长的郭静唐不幸病逝,姜枝先和楼适夷为痛失挚友悲恸难忍,姜枝先函请楼适夷起草郭静唐追悼会悼词,楼适夷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悼词成文后特意请人缮写寄送杭州。

  1953年,在县人民代表会议委员会任职的杜天縻、姜枝先和邵之炳等提议创建文献馆,以先贤黄宗羲的号“梨洲”命名为“梨洲文献馆”。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指定龙泉山上的中天阁为文献馆馆址。创办文献馆急需解决经费问题,姜枝先与楼适夷联系捐赠事宜,楼适夷慷慨解囊出资相助。

  1956年5月,余姚图书馆成立,经姜枝先书信联系,楼适夷即于当年9月邮寄捐赠新书100余册,以后又陆续将原余姚和现北京家中的部分藏书捐赠。1987年余姚图书馆新馆落成,楼适夷为图书馆题字两幅,又题写“贺余姚图书馆新馆落成·适夷”贺字,并书写“余姚图书馆”馆名。

  1955年,对田野上任意建坟墓、占用耕地妨碍土地平整的现象,姜枝先和邵之炳、赵宇椿、张春阳等共同发起筹建余姚第一公墓,地址选定在胜归山西麓双岭庵,经费需要筹集。经姜枝先联系,楼适夷又出资相助。同时,楼适夷委托姜枝先将他父母在姚城东北处陈山(现属凤山街道)田野上的坟墓迁移到公墓。姜枝先尽心尽责迁墓委托,从坟墓规格确定、墓材选定到碑文、字体、格式、书写人的拟定等一手代办,在楼适夷1957年4月解放后第一次回家乡,清明期间祭扫时完成了坟墓迁移。为此他对姜枝先的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1956年还有一事需提及:姜枝先因患重听,听力受损日益严重,去信楼适夷询问助听器之事,楼适夷得知郭沫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也患重听并使用助听器,特意去询问郭沫若何处有购买,郭沫若答复是从香港买来,价钱不贵但需要外汇,并说中国现在已能自制,质量也很好,上海有售。可见楼适夷对姜枝先所托之事的重视。

  上世纪60年代初,姜枝先在撰写《杨贤江生平事略》时,多次征询楼适夷意见,在得到楼适夷征集的材料后才定稿。楼适夷征集材料也费了一番周折:他和杨贤江在大革命时期,虽然往来密切,曾同住一处,但对杨贤江的许多经历并不完全了解。楼适夷去函联系杨贤江夫人姚韵漪(当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请她撰写杨贤江小传,但姚韵漪缺乏她和杨贤江结婚前杨贤江的史料,楼适夷建议她联系茅盾(即沈雁冰,现代作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补充材料。

  1980年11月,姜枝先在定稿《郭静唐事略》时,再次向楼适夷征询修改意见,楼适夷经过几番求证,纠正了几处误记:如,1924年郭静唐在余姚加入共青团之事,当时余姚并没有共青团组织;1926年军阀通缉郭静唐,向军阀告密是黄河清兄弟俩,而不是何济;1927年郭静唐为支持余姚庵东盐场盐民的罢工斗争,与当局谈判是在“四·一二”政变之前,而不是之后;郭静唐接办上海天马书店,应在1932年以后,而不是以前;1945年抗战胜利,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到达淮阴后郭静唐即随部队去山东,并没有在苏皖边区担任文协常委。由此可见他们对史料记述和人物传记撰写应遵循史实的一丝不苟的精神。

  1957年4月,楼适夷自1945年北撤后第一次回家乡,与在北京开会回来的朱之光同行,火车去上海乘轮船转宁波到余姚,姜枝先在姚预定了舒适清静的住处,安排了他曾经战斗过的梁弄等浙东根据地的行程,余姚县政府特地派遣干部熊国耀陪同。故乡的热情接待,使他深深体会到家乡的温暖和友情。

  1984年7月,楼适夷第二次回到余姚,他在《回到家乡》一文中回忆:“火车徐徐进入站台,站台挤满了迎客的人群,第一眼便望见了昂然矗立着的姜老枝先的身影,这是在家乡仅有的老友,几十年没有断过书函联系使自己和家乡间系上一条热线。他已是高龄八十三岁的老翁,八十多年中除了敌伪沦陷时期都幸福地生活工作在家乡。他深爱故乡,熟悉历史,几乎在乡在外的余姚人都认识他,而他也认识过去和今天的余姚人。也可以说,此老者,余姚之大老也!现在他是县政协的副主席,余姚梨洲文献馆的馆长,兢兢业业于余姚历史人物与人物记传的工作,从来不知休息。我在行前几次写信给他,请他千万别劳驾到车站来接,可是他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