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虎
那天吃“烤大头菜”，女儿说，“我吃到了童年的味道。”
我认为，烤大头菜不仅仅是童年的味道，更是家乡的味道。一个人所处的地域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童年的味道。我女儿这辈人，除了大头菜烤年糕，一定还有酱油麻油拌饭，还有萨其马、奶油糖等零食。盘点我自己，也有烤大头菜，还有做年糕时吃年糕饺、野外玩耍时吃野果的味道。不过，烤大头菜不受年代的限制，一直以来都是家乡父老乡亲留在舌尖上的乡愁。
我的童年所处的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童年的味道大多集中在“年味”中。当年很多所谓的美味，只有在过年时才有可能吃到。比如桃酥、豆酥糖、瓜子、炒倭豆等零食，再比如油豆腐炒青菜、猪肝炒咸齑、大头菜焐肉、猪油渣等菜肴。如果上外婆家，还有家里吃不到的黄鱼鲞焐肉、蘑菇炖鸡和晚米煮的白米饭。所以，我小时候特别期盼过年，期盼去外婆家拜岁。
那时候，所有的食品都凭票供应，且大家手里根本没有钱，但大家对过年依然非常重视。自腊月开始，家家户户都会尽自己的所能置办一些年货。
除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三年饥荒，家乡人每年都会“做年糕”，是做年糕拉开了过年的序幕。前期工作是一家一户进行的，主要是浸米、磨粉两道工序。记得水磨米粉的场景：石磨的上方挂一只能滴水的桶；两人搭档，一个坐着把磨头，将放在脚边已经淘洗干净且还浸在水桶中的米舀进磨盘，然后一点一点拨进磨孔；一个跨踏着脚步伸开双臂牵引磨担，使石磨不停转动，米浆顺着磨槽流入出口处的“洋粉袋”中。等全部磨好，将盛米浆的“洋粉袋”都搬上榨床，一昼夜可使液体变成固体。这便是水磨米粉。接着约几户人家挑一个好日子，相互合作，有烧火的、搠粉的，也有管蒸的、挥舂头和拨臼的。世世代代的传统工艺执行得一丝不苟：从榨床搬来已经固化的米粉块丢进白篮，用刨刀刨成薄片，畚到米筛里搠成粉末，再将粉末倒进蒸桶里上蒸。管蒸的人腰系布拦，手拿两尺长的长竹筷，俨然像生产车间的“领班”，指挥着各道工序有序进行。他不时开一下镬盖，用长竹筷捅一下，能轻松地一插到底就熟了，然后镬盖一闷使得蒸汽回落，端起蒸桶，将滚烫的年糕粉倒进院子里的石捣臼中。这时，挥舂头的人举起了沉重的舂头，拨臼的人蹲在捣臼旁，边上放一盆冷水，有节奏地醮水、摸舂头、翻米粉。这叫“搡年糕”。数十回合后，捣臼中的年糕粉成了年糕团。搡好的年糕团捧进屋里，丢在长条的案板上，摘成若干份，分给案板前做年糕的人，每个人再继续揉，捏出一个个小团，搓成棒状，用印版压成年糕，再盖上红印。年糕的印版现在很少见了：20厘米长，长方形的，两头刻着条纹，中间刻有福禄寿喜、梅兰竹菊、双喜双鱼等吉祥图案。所以，手工年糕是很漂亮的。一户做好做另一户，做年糕要持续两三天，这两三天中孩子们发“人头疯”，整夜不睡，奔进窜出，期待着下半夜与做年糕的师傅们一起吃年糕饺。自从家里做了年糕，隔几天就烧一顿“油菜年糕汤”当主食。我特别喜欢吃年糕蒂头，韧劲足，父亲吃到了就会拨进我的碗里。这年糕饺、年糕蒂头就是童年的味道。
农村大食堂解散的那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屋檐挂着长长的冰棱。临近中午，还不到十岁的我正在灶膛前取暖，父亲突然推开灶跟门，衣服上沾满了雪花，他手里捏着一把大头菜，径直走进“灶沿里缸”，郑重其事地将大头菜藏在草堆里，还说要等过年时烤。我数了一下，一共六棵。从此，这六棵大头菜成了一家人的期待，我一天好几遍去看，唯恐被老鼠偷吃了。这一年的除夕，我们挤在父亲的身边，灶膛里的火光将我们的小脸映得红红的。我们一边从稻草中寻找剩余谷粒在火堆中爆谷胖，一边贪婪地闻着大头菜烤熟时的香气。这一年的年夜饭，吃了几个月野菜的我们，终于吃上了一顿盼望已久的烤大头菜。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便不再挨饿了，还是期盼父亲烤大头菜，尤其是大头菜镬里的年糕，油光光、香喷喷、咸滋滋，色香味俱全，是忘不了的童年味道。
那时候，更多的童年味道是在野外。我喜欢去老家屋旁边的鸡鸣岭，岭路两边有刺脑、胡颓子、金樱子、野草莓、茅针和一种吃起来酸酸的叫“松毛货”的植物，还有埋在泥土下面像竹节一样的“茅根”，白白胖胖的，挖出来摘掉茅根节上的细毛，洗干净放入口中慢慢咀嚼，甘甜的汁水顿时在嘴里蔓延开来；还有峭壁上的“乌莉蔓”“佳佳梅”和或青或红的“刺笼棚”，也是我的最爱。
童年的味道似乎永远走不远。时隔几十年，那年走进华盛顿的一家超市，见到一种颜色与乌莉蔓差不多、但个头比乌莉蔓要大一些的水果，说是“蓝莓”。我一放进嘴里竟脱口喊出：“哟！外国也有乌莉蔓啊！”藏在味蕾深处的童年的味道一下子被美国的蓝莓唤醒了。
对自己出生地的依恋是人的本能，而人的社会性又构成了对故土乡情深切的爱。环境的差异，生成了不同的童年的味道乃至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我记忆中的童年，不仅仅有老屋、石磨、捣臼、油灯、池塘、小河，还有袅袅的炊烟、淳朴的民风。童年的味道其实是一段经历，将我带回到遥远的年代。我的童年的味道，虽然与饥饿、贫困相伴，但快乐是主旋律。毋庸讳言，童年再苦再累，依然是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