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峥嵘岁月 袁炳连
三年前，央视“中共绝密档案揭密栏目”曾播出过一档专题节目，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四明山地区的“四零零情报小组”的相关事迹。这是一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领导下的隐秘战线队伍，因战绩突出曾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通电嘉奖。这支队伍中有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从事情报工作十余载，隐姓埋名、出生入死。他就是我的父亲袁志义。
我的父亲1906年2月26日生于南通市射阳县，从小就是一个乐于助人、行侠仗义的孩子。读过几年书的他，十多岁时就离家学习中医，还认真读书识字、写信、写文章，很快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知书达理、医术精湛、见过世面的男子汉。后来又在中医师傅的推荐下，弃医从军。在北伐战争中，他所在部队被北伐军打得败，残部被收编，他成了叶挺将军队伍中的一员，不久，又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围剿红军的战争中，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战友阵前起义，加入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
此后，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参加了从事情报工作的集中训练，除了学习军事技术、收发电台，还要登房顶、爬大树、游泳、拉车、挑担、做饭等，什么都干，有时要装扮成商人、财主、农民、渔民、车夫、船夫、货郎、算命先生，还要学习各地方言、暗号、旗语等，以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参加训练的有150人，训练结束后被派往全国各地开展情报工作。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困苦的阶段。根据上级领导指示，父亲所在的东江情报小组奉命由苏北射阳县盐埠区转移到长江以南余姚四明山一带，成立“四零零特别小组”，直接听命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父亲在小组中化名阿祥，绰号骆驼。
为了便于收集日军情报，父亲化装成一个车夫，只身住在离日本军营不远的农民家里，随身带着组织给他配的“良民证”，经常拉着一辆黄包车，蹲守在军营门口，专注进出的日本军官和军营服务人员，为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官兵提供服务，借机刺探各种情报。
一次，游击队急需一种烈性炸药，可这种炸药只有日本军营的弹药库有，怎样才能得到？父亲苦苦思索。噢，有了！从翻译官那里打开缺口。这位翻译官外出游玩，常坐父亲的黄包车，父亲就特意送一些鸡鱼等美食给翻译官。看时机成熟，父亲就跟翻译官商量，儿子以打渔为业，可近来天气冷，鱼打不上来，能不能搞点炸药炸鱼？翻译官起初有点为难，经不住我父亲的软磨硬泡，答应试试看。趁一次假日，翻译官把烈性炸药带在身上，通过了日军的检查哨，登上父亲的黄包车。就这样，父亲帮游击队搞到了烈性炸药。
1943年中秋节过后，父亲一行三人肩挑一担玉米棒子，装作去城里卖，目的是接送重要物资。由于船码头我方有人已经暴露，又有日本特务跟踪盯梢，外围同志通知父亲他们立即撤退隐蔽。回到住所已不可能，还会引狼人室，于是三人分头钻进了高粱地里。特务毕竟人少，不敢贸然闯入，就胡乱朝玉米地里开枪。枪声一响，外围特战队员知道情况危险，便有两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兵，快步冲过来大声喊话“你的开枪，什么的干活？”两名特务指手画脚地说发现新四军向高粱地里面跑了。两名队员要特务前边带路，一进高粱地，就用尖刀结果了特务的小命。
失踪了两名特务，引起了日本特高课的警觉，他们加大了对关卡哨所的盘查力度和周围村庄的扫荡与清乡，“四零零情报小组”处境越来越危险。经研究，大家决定迁到数里路外的芦苇荡，在河边的坟堆里，割草做雨棚和挡风墙，挖土成灶，生火做饭，坚持隐蔽，应对时局。
1943年底，日本鬼子前方战事节节败退，便加紧对兵营周围方圆百里的大扫荡、大搜捕，没有良民证的一律枪毙。腊月十八这天，北风呼啸，河面上已结起了冰。父亲拉着黄包车前去接头地点，发现芦苇荡里有动静，走近一看，接头的人已中弹重伤。他与对方接上暗号，接过情报，藏好黄包车，让战友隐藏好，自己就钻入芦苇荡。一段时间过去，父亲认为安全了，刚出芦苇荡，却发现一群日本鬼子正朝自己合围过来。要想逃脱已不可能，父亲抱着牺牲的决心，潜伏在冰下，等鬼子走远了，他才爬出冰层，咬紧牙关，寻找自己的同志。等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大家立刻生火取暖，救醒了已经冻僵的父亲。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奉命接送一名交通员到宁波港码头。这天，宁波日本军营全部放假，显得异常宁静。内线小分队意外获取一份绝密电文，破译出来后，在座的同志吓出一身冷汗，情报非常重要，必须尽快上报中央军委，如果错过时机，将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北大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内线的同志心急如焚，怎么办？最后决定劫车硬闯。一阵激烈的枪声后，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冲出日本军营，顿时敌营警报骤响，大批敌人分乘汽车、装甲车全速追击。一直追到四明山下，那里有游击队已经预先设下了埋伏，从西、北、东三面发起攻击，打得敌人嗷嗷直叫。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人的援兵源源不断赶来，游击队员弹尽无援、寡不敌众，200多名战士全部阵亡。但终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情报及时发到中央，使我军在抗战前线避免了重大损失。党中央、毛主席专门通电嘉奖了新四军“四零零情报小组”。
抗战胜利后，父亲奉命北撤。在解放战争中，父亲继续负责情报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此后，父亲一直在南通市邮电局工作，离休后，他不愿留在城里，执意回乡从医，用自己的医术为群众治病解痛，直到1999年3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