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姚文化 陈元振
唐代陆羽在《茶经》说：“浙东，以越州上，余姚茶生瀑布岭者曰仙茗。”余姚是茶的故乡，茶文、茶器、茶碑举目皆是，更有许多文人墨客将茶的馨香融入诗词之中，称之为“茶诗”。
诗由茶而生，茶因诗而美。余姚从最早的茶诗至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这些茶诗汇聚在一起，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茶与诗的相遇、相融，凝聚、萌发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典故。
一
光绪《慈溪县志》载：“支溪：县西南四十五里，昔支遁寓此故名。”清代陆达履《重建支山寺记》：“有溪曰支溪，山曰支山，负山带水，岿然特峙于疏篁古木中者曰支山寺。寺以山名，而山水之得名，俗传支道林避地居此，故以名之。”支遁（314～366），河南人，世称支公。东晋建元二年（344），支遁云游到四明山脉东部陆埠时，被支溪岙茂林修竹、奇峰峻岭的美景所吸引，恋景寓居，布道施经，创建律院，后称支山寺。他39岁之前在会稽山阴、余姚传佛，创作《即色论》，是中国古代佛教“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之一。
相传，支遁在支溪岙探访茶农时，一位老农捧上茗茶，他细细品尝，顿觉茶味醇正、齿颊留香，后就吟诗一首：“霄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支遁把茶树比喻“灵蔼”，把茶叶比作“神蔬”，在红色的茶具中，茶色清澈绿亮，滋味鲜嫩甘爽，精神随之升华。
支遁还在《咏禅思道人》说：“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古时茶树也称‘嘉树’）。蔚荟微游禽，峥嵘绝蹊路。”
支遁喜欢支溪山水，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茶田，闻到的是沁人心脾的茶香。寥寥数笔即写尽山峰险峻与山林茂美、山泉甘甜。他自然将这种感受融于佛理，写出了茶香、茶韵的经典诗句。
可以说，支遁的诗句是余姚现存最早的茶诗，也是最早饮茶的僧人。在他的生活里，寺必有茶、茶必有禅。茶入禅门，凡茶便成禅茶，支道嗜茶，禅茶便会绵延不断，寺院就沁满茶香。他在支溪岙这个宁静、闲适、和谐的环境中，邀请友人，品茶论佛，弥漫着清茶湿润的气息和令人心醉的友情。喝的是茶，论的是佛，沁润的不仅是脾胃，更是心情。
支遁是佛茶之祖，阐释茶道的修行真谛，开创了“佛茶之风”，使得儒家的“仁爱美”、道家的“生命美”、佛家的“禅意美”，踵事增华，阐扬光大，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皎然、陆羽、卢仝、皮日休等茶道大家。唐代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写道：“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皮日休同支公一样，在松树荫里打坐饮茶，端起越人造的美妙瓷器，欣赏杯皿中的茶汤，只感到茶叶在杯中如同枣花一样旋转耀眼，喝到口中的茶沫，沾齿喷香，回味无穷。
明代王钟完《初至支山寺访静空上人》曰：“偶人支山访道林，团飘展处绿云深。谭从麈尾探元屑，坐对楸枰惬隐心。松月白生尘外境，山崖响落静中琴。何时更得分禅榻，再与推敲月下吟。”茶的清香不仅滋养了文人们的诗文，更芬芳了几千年的佛门春秋。世人仰慕支遁留下的佛茶之遗风，更领悟了：“一茶一菩提，一茶一世界”的禅意。一杯清茗，可容天地世间万物，更有“茶禅一味”之说。
二
《嘉泰会稽志》载：“会稽茶，惟卧龙与日铸相亚，其次余姚之化安瀑布茶。”光绪《余姚县志》又载：“在县东南二十里。山川所汇，以其景物之胜，似剡溪也，产茶为名品。”
在余姚县城东南四明山北麓，有座化安山，浙东学派鼻祖黄宗羲曾归隐于此，从事著述，后又归葬于此。明代陆渊写有《化安山》：“雪花千仞挂层峦，山鬼女萝白昼寒。天为深山开绝胜，故将双瀑作奇观。”化安双瀑在剡溪的上流，因流分二注而得名。雨后天晴，水声满谷，水气氤氲，如入仙境。山上山下，都种有茶树。附近还有“邑中第一泉”之称的化安泉，水味甘冽，泡茶极佳。
黄宗羲在居化安山期间，写下了《余姚瀑布茶》诗句：“檐溜松风方扫尽，轻阴正是采茶天。相邀直上孤峰顶，出市俱争谷雨前。两筥东西分梗叶，一灯儿女共团圆。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茶烹瀑泉。”这是一幅余姚茶户采茶、制茶、卖茶的生活情景，洋溢着浓郁的农家情趣，犹似一泓清泉，舒缓泻出，读来十分亲切，富于情趣，让我们知道了从前余姚春茶是怎样制作的。
黄宗羲还有一首《寄新茶与第四女》也写到瀑布茶：“新茶自瀑岭，因汝喜宵吟。月下松风急，小斋暮雨深。勾线灯落芯，更静鸟移林。竹尖犹明灭，谁人知此心。”
爱茶的四女未回娘家采新茶，诗人立即为爱女寄去新茶并诗作，还引发了诸多人生感慨：雨夜人静，独坐书斋，月儿时明时暗，竹灯摇曳明灭，偶尔能听到飞鸟在移林觅枝。清净孤寂之中，壮士内心且如漫山松涛起伏动荡：为父报仇，锥击阉党，揭“世忠营”，反清复明，不思仕途，潜心著述，耕读自足，壮志未酬，有谁能知这烈士暮年之心？唯有向懂诗的爱女略作倾诉。可见诗人寄茶只是引子，而诗义远在茶外。
黄宗羲对化安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情有独钟，风光美景任意摘取。《山居杂咏》中说：“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牛宫豕圈亲僮仆，药灶茶铛坐老翁。十口萧然皆自得，年来经济不无功。”他在跋山涉水，足履四明、潜心草堂、学究著作之余，也与化安山的瀑布茶结下不解之缘，想必是执笔著作，间或持壶呷茶，继而再写。一盏孤灯照明，一杯佳茗清心，瀑布茶浸润了黄宗羲的笔墨，给后人留下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鸿篇巨著。
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化安山可与任何一座名山媲美。他是借化安山的桃溪飞瀑、天然幽旷、丰绕古迹，来抒发对自然、人生的深悟，而无借山水之美来消释个人的飘零、忧闷之感。这就是黄宗羲超越时俗的高洁、理智之处。由此可见，诗人写化安山钟灵毓秀之美，实则是显露诗人心灵的博大、深沉之美。
三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余姚的茶文化始于汉朝，成形于唐代。陆羽曾来浙东寻茶品茶，在《茶经》一书中，5处记述了越州余姚茶事。茶助诗情，诗添茶趣，对于余姚茶事，历代先贤也留下了许多诗文。
宋代戴表元在《四明山中十绝·焙茶》中写道：“山深不见焙茶人，霜日青妍树树春，最有风情是岩水，味甘如乳色如银。” 这首诗描绘了四明山中焙茶的过程和茶的味道，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感相结合，给人以清新、宁静的感受，展示了诗人对大自然和茶文化的赞美和热爱。明代余姚人黄尚质有《采茶女》曰：“女伴乌椎髻，携筐去采茶。归来笑相指，都插杜鹃花。”此诗如油画，逼真、自然，平淡中现天真浪漫，朴素里露闲情逸致，让人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深厚与温润。
北京故宫博物院今藏有余姚人孙鑛行草《谢史伯晋新茶》扇面，其诗文是：“姚茗论精品，佳园独占春。黄搴露里嫩，绿焙雨前茶。倦眼翻书涩，枯肠构句贫。原分芳鼎味，一醒睡乡人。”孙鑛向史伯晋诉苦，自己看书时感到眼睛倦涩，作文时也是神思荡然，这都是因没有好茶可饮惹的祸。为此，伸手向友人要一些大岚“姚茗精品”，以便使自己的倦眼和枯肠得到滋润。
《宝庆四明志》云：“昔有三女浴于江次，忽为霆击为三峰，亭亭相望因以名之。”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三位去深山采茶的姑娘，满载而归之际，被十二声雷电击中，随之化作三座相连的山峰，永驻溪边。此后每年春雷隆隆之时，就会长出又嫩又香的茶叶，人们就称之为“四明十二雷茶”。清代文学家全祖望，在虹岭建灶乞神求赐四明十二雷时曾写有茶诗：“高岗茗草并兰生，制茗当如兰馥清。彻夜经营调火候，全家揉焙到天明。老夫倦睡两三觉，小鸟欢呼千百声。起煮天泉香入口，建溪沽诸浪垂名。”
嘉靖《余姚县志》记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设官监窑。”越窑青瓷主要产地在上林湖、牟山湖等一带，涌现出一批造型独特、釉色纯净、纹饰精美的茶器。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韩偓《横塘》诗中也说：“秋寒洒背入帘霜，凤胫灯清照洞房。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宋代余姚县令谢景初在《观上林垍器》中描绘了上林湖周边烧制越窑青瓷的繁忙景象：“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手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诗词中蕴含了对于勤劳的肯定和智慧的追求，也表达了对于工艺美术的热爱和传统文化的珍视。越窑茶器博得当时诗人的华丽赞美，盛行于饮茶风尚之中。温润似玉的青瓷泡茶，茶色清而香，茶与器相得益彰，云雾缭绕，香气持久而不散逸。
余姚，素有“文献名邦”之称，余姚茶诗中还有许多故事，真是读之不尽，让我们且饮一口茶后，慢慢品，细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