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格格
前两天，连续热播近1个月的电视剧《繁花》迎来大结局。“赤子之心常在，人不响，天晓得。”宝总话音落下，一场热闹的沪上大戏拉下帷幕。
剧情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以主人公阿宝为代表的小人物们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凭借勇气和魄力驰骋商界，最终改变命运、自我成长的故事。
然而除了主角光环，剧中出场的一群来自浙江各地的老板们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他们大多披着搞笑特质的外衣，拥有着能屈能伸、重情重义、有勇有谋、敢闯敢拼的底色，生动诠释了浙江商人闻名全国的“四千精神”。
在上个世界下叶，在热闹纷呈的“繁花”时代，四明大地上也有这么一群创业者们。不少年轻观众，惊诧于黄河路上的风云诡谲，但对他们而言，《繁花》里的商界传说，却是真切感受的曾经沧海。一代人的记忆终会落幕，而姚商们却依然穿行在时代洪流中，活跃在商界舞台上。
“在上世纪，‘进口替代’那叫‘自力更生样样有’”
《繁花》中阿宝身边的宁波老法师“爷叔”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他的悉心教授下，阿宝开始了创业之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长为上海滩有名的宝总。
在余姚，也有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创业者，他将有着“柴油机的心脏”之称的油嘴油泵技术全面拿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屡屡实现“进口替代”，带领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业内领头羊。他就是曾连续十一届、四十七年当选余姚市人大代表，宁波舜田油嘴油泵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周书田。
周书田生于1941年，梨洲街道竹山村人，初二时因家庭困难，从余姚一中辍学务农。18岁时，周书田来到余姚钢铁厂学习柴油机技术，3年学徒期每月平均工资为16元。“能学技术又有工资，别提有多高兴了。”周书田回忆着。
学有所成后的七年里，周书田前后到过明山、历山、泗门、朗霞、慈溪坎墩等地，先后从事抽水机辅导员、小五金技术辅导员等相关工作。1968年，周书田的工资已经涨到了85元一个月。
“当时工作上已经很有起色，能够很好地照顾到家里，本以为会在技术这条道路上干下去的时候，我接到了家乡来的一个委托。”周书田说。
1969年，余姚县东风公社农机厂亟需一名技术工人，专门从事农机修理及小五金技术辅导，28岁的周书田因有技术傍身，再加上本就是当地人，收到了该厂的聘请。
周书田感念家乡发展不易，厂子正是困难之时，于是决定降薪“加盟”，“回乡工作，工资绝不是最重要的，我反倒是有很强烈的想发展好、建设好家乡，带领兄弟姐妹们过上好日子的念头。”
1970年初，东风公社下辖17个大队的18台抽水机，因油泵磨损严重，无法启动运作，极有可能耽误4个月后的春耕。周书田主动加压，决定带头将这批油嘴油泵“搞”出来，“压力真的很大，你想现在设备都是几千万元的投入，可我们当时的投入资金只有2000元，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决心。”
没有图纸就自己画、没有钢材切割机就拿工具手锯，3个多月里，周书田自制了一批土设备，解决了60多道复杂工序，最终于1970年4月15日成功研制出了110型油泵柱塞偶件，解决了农用工具损坏的困境，及时助力了春耕生产。
有了这次开门红后，周书田下定决心，要在研发革新领域持续深耕下去。随着厂子成立油泵车间，作为主要负责人的他定下了八字方针：“人无我创、人有我优。”
1972年，本溪钢铁公司NTK-6推土机油泵柱塞部件损坏，但进口国日本限制配件单卖，对本溪钢铁公司来说真是维修无门、全部更换又成本高昂，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找到了周书田，提出了不计价格搞研发的要求。
又是日夜颠倒的6个月，周书田和他的团队做到了。当他们将100多个油泵柱塞人肉运至辽宁并且安上本溪钢铁公司的推土机后，机器运行效果极佳。本溪钢铁公司十分满意，不仅以每个油泵柱塞120元的价格达成交易，还提出了对生铁困难的余姚进行支援的想法。
没多久，一车皮总计30吨重的生铁拉到了余姚，周书田将生铁交给县计委统一调拨后，厂子里也分得了一台珍贵的机床。“原先，厂子里只有1台手摇钻，2台虎钳，8台仪表车，连台像样的机床也没有，直到那次，我们才算真正有了一件‘吃饭的家伙’。”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周书田和厂里的技术工人们陆续帮助国内大量拥有进口汽车的单位更换零部件，不仅解决了国内进口车配件更换难的问题，攻破了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技术围堵”，同时也帮助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周书田还回忆了上世纪90年代帮助上海发动机厂设计一款8N7005型号的油嘴油泵，打破了美国公司垄断的故事。“当时，没过多久美国公司就发来一叠厚厚的律师函说我们侵占专利，要求停止生产并道歉检讨，一开始是有些慌了阵脚，但我们马上得到了上海发动机厂的支持，同时也认识到了专利的重要性，开始了申报工作。”周书田说。1998年，企业转制后，周书田成立了宁波舜田油嘴油泵有限公司，此后，多个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发明专利证书纷至沓来。周书田带领着新兴企业，越发自信坚定地前行。
“对于我们的发展，国际上总会有不少国家忌惮并尝试限制，但大国制造决不能因此止步。”周书田说。“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口替代的说法，我们就秉持着‘一颗红心一双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信念，想尽千方百计，必要搞出个名堂来。”
“我要在这有形的商海里肆意遨游”
一位杭州商人，带着自主研发的“火烧丝光棉”T恤只身闯沪，一心想做成“上海名牌”，最终得偿所愿，这是《繁花》中，范总和“三羊牌”的故事。同一时期的余姚，也有这样一位带着铝锅走遍五湖四海，在40多年风雨磨砺中带领企业成长为单项冠军的企业家，他就是宁波五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和钦。
黄和钦出生于1953年，17岁开始先后在富巷胶木厂、东风农机厂、油嘴油泵厂从事模具机械工作，积累了技术经验。
1981年4月，受当时余姚县东风公社党委指令，由黄和钦负责筹划组建余姚县东风塑料冲件厂，即现在的五谷金属前身。工厂的规模有多大？4台冲床，5台仪表车，以及包括黄和钦在内的16名职工。
“当时我们主要生产电表计数器、低压阀刀开关、电风扇转定子等各种配件，缺少发展前途，步履维艰。”黄和钦回忆着当时的困境。直到一次，他发现一个温州人拿了余姚当地各个企业做的电器零配件在余姚完成了组装，又转头卖给了余姚五交化公司，这让他恍然大悟，“必须要有自己的成套终端产品，只有把定价权、市场开发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是长久之道。”
1984年，在黄和钦的努力下，东风冲件厂转型升级，余姚县铝制品厂诞生，成为余姚最早生产终端商品的企业之一；1985年，企业的第一只炒菜锅出品，寓意五谷丰登的“五谷”品牌同一时间应运而生；同年，“五谷牌”铝锅摆到了余姚百货公司的柜台上，并且很快走进了周边兄弟县市的百货公司、日用杂品公司、工业品公司。此后数年，铝制品厂不断拓宽品类，打开销售渠道，走上了行稳致远的道路。
1992年，为解决居民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国家鼓励沿海地区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黄和钦决定放手一试。同年8月，“五谷牌”第一只集装箱产品出口，漂洋过海来到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当年的内外销比例为1:9。1993年，黄和钦在确保铝制品正常生产的同时，投入巨资搞技改扩产，开发不锈钢餐具生产流水线，内外销比例扩大到了4:6，成为余姚的创汇大户；1995年，企业已发展为全外销型企业。
在成为外向型企业的过程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参展，成为黄和钦必不可少也尤为重要的经历。除了从1993年开始跟随北京国有展览公司去海外参展外，黄和钦坚持最久、收获最大的，就数一年两次的广交会。
1994年，黄和钦通过上海轻工的合作企业，办了一张广交会临时进馆证，没有自己的展位，就提着一袋目录和产品闯展会，开启了他长达29年、共计参与58次的广交会之路。
“我们常说的商海，那是无形的海。广交会这种盛大的场面，各色人种云集，各类产品齐聚，可以称得上将无形的商海有形化了，我要在这有形的商海里肆意遨游。”黄和钦如是总结。
首次参加广交会让黄和钦发现了市场的广大和无限可能，回来后，他开始着手引进外贸人才。1996年，黄和钦带领大学生外销员第一次正式参展，借用了人家三分之一个摊位展示产品，开始自主接单，当年的成交业务量达10万余美元。
1996年，余姚市铝制品厂正式改制，更名为宁波五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并成为余姚重点外贸企业，黄和钦提请申报，并于次年获得国家商务部批准，拿到了宁波市首批民营企业自行进出口权。自此，黄和钦的脚步一发不可收拾，截至目前已先后到访了5大洲61个国家，进行市场调研、带产品参展、拜访新朋旧友、拓展企业发展思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产民用铝饭盒、炒菜锅单件产品到现在生产酒店商用大铝锅、智能冷链保温箱等上百种产品的跨越；从配件生产到拥有中国知名商标、成为行业标准制定者、产品走向世界的跨越；从只有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到荣获宁波市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跨越……
看似是三个大步，却凝结着黄和钦为首的“五谷人”的每一个小步。他们带着走遍万水千山的信念，打开了全世界的大门，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厨房，成长为余姚民营企业搏击商海的一个经典样板。
“我要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终身”
《繁花》中，海宁皮草少爷魏总的每次出场，总是金句不断，笑点纷呈。但面对事业和爱情，他却是剧中最执着的人之一，每每遇上困难和挫折，他几乎都带着阿Q般的精神，永不退缩，奋战到底。
在浙江交通标志安全设施行业中，也有这样一位人人知晓的“穆桂英”，她就是余姚市交通标志设施有限公司创始人叶林。
1954年出生的叶林，今年已经71岁，但她仍然坚守在一线岗位，全情参与公司的所有业务与事项，“谈退休？还早呢，我要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终身。”叶林说。
1972年，19岁的叶林上山下乡来到了余姚黄湖农场，在农场工作兢兢业业，树立了吃苦耐劳的思想，后被调到农机局所属的余姚搪瓷厂工作，从工人、车间主任，一步步成长为厂长。
“当了厂长，我自然有担负起厂子发展的责任，可当时接手的时候，厂里除了2万元的贷款以外，连员工工资都要跟农机局借，实在是难以为继，不转型就没有出路。”叶林回忆。
机会很快垂青了这个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外出跑业务，当时没有导航，基本都是靠路牌，但当时交通标志领域尚属空白期，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标志，我们为此绕了很多弯路。为什么不从这个领域着手，帮助建立更为完善的交通路网呢？”叶林有了想法。
经过前期调研，叶林通过多途径在国内高校及省交通主管部门专门学习了交通安全知识，并向国外企业引进了设备，于1980年正式成立了余姚市交通标志厂（后转制更名为余姚市交通标志设施有限公司），并由她亲自安装了省内第一块道路交通标志牌，标志着交通安全事业走上正轨。
上世纪90年代，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开建，她带领公司完成了这条公路的交通安全工程，自此全国重量级交通工程都少不了叶林的身影。中国杭州G20峰会项目、申嘉湖杭高速、嘉绍大桥、甬台温高速、甬金高速、杭州绕城高速、杭甬高速、余慈高速、舟山地区、河南林州项目等等，叶林的名声响彻全国交通安全工程领域。
“别小瞧这块3米乘以5米路牌的发展史，仅制作工艺，我们就已经更新了四代。”叶林介绍，最早，指示牌由水泥而造，又厚又重。第二代指示牌采用搪瓷材质，但不多久又暴露出易锈的缺点，十分不美观。第三代指示牌接踵而至，采用进口反光膜，虽改进了大部分缺点，但因技术限制，容易出现鼓包起泡等问题。由此延伸出的第四代超高强度膜彻底解决了以上问题，现已得到了广泛普及应用。
6个月还清创业初期的2万元贷款，17天完成甬金高速溪口段21公里交通安全项目，90天完工杭州G20峰会价值7000余万元、涵盖1000多块指示牌的项目，43年间公司大小项目均到现场扎点督导……细数与叶林相关的那些数字，皆透露出其头脑清晰、闯劲十足、能力超群的特质。
前不久，我市的南雷南路以崭新的面貌喜迎八方来客，市民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这条道路的交通安全工程，也来自叶林带领的余姚市交通标志设施有限公司。
“去的地方多了，我发现很多城市下了高速都有一条很大气漂亮的道路，打开人们的第一印象。但南雷南路改建前，余姚在这方面还有不足。”叶林说，得知南雷南路的新建计划，叶林抱着必须拿下的信念，最终承建此项目。她说，“做了这么多项目，最挂念的还是家乡的发展，能够为家乡新貌出力，我们全体员工干劲十足。”
“商海总有沉浮，我绝不趴下”
《繁花》中较为戏剧的一幕是，小宁波作为一个有三百名工人的宁波工厂老板，因生意被退单要跳河，不会游泳的宝总选择跳河救他，自此，二人成了生死兄弟，后来也和宝总做成了第一单外贸生意。
创业路上，一帆风顺的企业家可谓少之又少，大多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余姚，女企业家鲁建娣三落三起的故事，或许会给年青一代创业者一些启发。
1964年，鲁建娣出生于四明山大岚镇的一个务农家庭，因经济困难、物资匮乏，鲁建娣断断续续读完初中和小学后，于高中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却因条件艰苦，身患肾炎被迫休学在家。
鲁建娣没有甘于命运，休养期间她一刻没有停止过想要学习的意愿。在幸运地养好身体后，她听闻当时的大岚越剧团正在招工，便报名入团，开始一边练功一边自学的生活。
没过多久，鲁建娣收到了当年她就读高中上海支教教师的来信，告诉她上海有一家外资学校可以接收各个年龄段的学生补齐学业。鲁建娣狠狠心动了，决定奔赴上海完成她的学业梦。
这次转机给鲁建娣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1989年，鲁建娣在上海开始了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的生活。期间，她先后就读上海姚连生中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并最终取得了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学士学位。
高等教育的洗礼与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丰富了鲁建娣的眼界，也打开了她的商业大门。1992年，经朋友介绍，鲁建娣接办了绍兴市越城区平水镇的节能灯具厂，并设立了上海办事处，全身心投入其间，这使得她的一腔创业梦有了奋斗之地。
两年后，鲁建娣手捧13万元现金来到绍兴，连本带利交还到了当地政府的手中，完成了企业转制。回到上海后，她将厂子正式更名为上海索仕达灯饰制造有限公司，同一时间，她多地布局，在余姚梁辉开发区购置4亩多土地，造起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并在广州也开办了工厂。
眼看着事业蒸蒸日上，鲁建娣信心满满，正打算在商场大展拳脚，一个电话却将她从云端拉下。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鲁建娣需要赔付一大笔赔偿金，“这几乎是我当时所有的积蓄，但我必须承担起来，”鲁建娣说，“大不了从头再来。”
渡过了此次难关后，鲁建娣重整旗鼓，继续在灯具行业深耕，在上海租了1.2亩土地自建厂房，并很快将门店铺到了上海市中百一店、四店、七店、九店、十一店商场的灯具总汇，还在上海明光灯具厂拥有了上下两层共120平方米的店铺。
2003年，鲁建娣又回到余姚，在泗门镇购买了50亩地，并于2006年开始修建近二万平方米的厂房，主营新公司浙江索亿炊具有限公司厨房炊具的相关业务，销售旺季时仅一档电视台购物节目就可卖出价值上百万元的货品。
可谁曾想，鲁建娣说的从头再来，不止一次。2012年，在泗门厂区新增投入1000多万元的厨房设备生产线后短短一年，企业的主要合作商、上海某锅具上市公司倒闭，不仅500万元货款加100多万元物流费还未到账，800万元的贴牌货物也积压在仓库中。“加上当时厂房修建费用、后续企业维持运作费用等等，2016年，企业贷款达到了2140万元。”鲁建娣说。
“你看我现在说得很平静，其实我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但我告诉自己，眼泪只能留给自己，我必须振作起来。”鲁建娣一字一顿地说。
2016年，鲁建娣将车间转包、厂房出租，并在7年内将贷款悉数还清。2017年，鲁建娣回上海第三次创业，并于次年在上海复旦大学科技创业园区创办了上海奈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2在余姚注册浙江美奈谷亚麻籽油生产有限公司，跑上了集健康营养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赛道。
回望自己的创业史，鲁建娣笑称“坎坷”，她表示，“不过，正是让我尝遍了千辛万苦，反而将我磨砺得越挫越勇，商海总有沉浮，但我绝不趴下。”
记者手记
1978年，陆域面积仅10.18万平方公里的浙江，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工业基础薄弱。
46年后，平均每7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每19个浙江人中就拥有一家企业……数字背后，激荡着改革开放以来，以浙江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风起云涌的发展历程。
这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诞生并壮大起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大多没有文凭，缺少经验，仅凭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日日夜夜“撸起袖子加油干”，到了农忙时还要“卷起裤腿下农田”这样的一股子气、一股子劲，才在无中生有中走出了一条路，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赢得了社会尊重。
过程中，“四千精神”由此发轫，成为了浙商群体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有民营企业奋发向前、敢拼敢闯的集体写照。
时光轮转，精神永存。如今的姚城，不少领域，新生代姚商已然接棒。他们有着更强的创新意识，但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引用《繁花》中的一句台词作为此文结尾：“唯有向前，以赤子之心翻越高山，方可奔赴繁花满眼……”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