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春地
昨夜，我又一次梦见父亲。他身穿蓝色布衫，手提毛竹水壶，在灶头旁灌水，似乎要上山劳作，我站在厨房的泥地上，望着他，心中涌起许多话语，却哽咽在喉，无法言说。醒来，已泪湿枕巾。
我的父亲，生于1949年，爷爷奶奶育有三儿三女，父亲排行老三，两位姐姐早已出嫁，三个弟弟妹妹年幼，为了生计，才上了三年学堂，便辍学与爷爷共同扛起生活的重担，到生产队养猪，放牛。因为他属牛，且每天去放牛，因此，小伙伴都亲切地称他为“小牛”，久而久之，大家都忘记了他的真实名字。
在青少年时期，父亲除了照料猪牛，同时还要跟爷爷去陡峭的山林，背着十几米长的毛竹，穿着草鞋，翻山越岭三十里路，到上虞丰树坪卖毛竹。汗水模糊了双眼，湿透了衣衫，但他们无暇停歇，因为天黑前还要返回棠溪。饿了吃几个烤土豆，渴了喝一点山泉水。
在那个年代，一根毛竹，价值六毛钱。
从棠溪到岭南的这条路，洒下过父亲与爷爷的辛勤汗水，也见证过父亲与大姑的姐弟情深。
大姑嫁到上虞岭南，姑父是石匠，长期在采石场凿石头。大姑带着两位年幼的表哥，养猪、种地、割草，里里外外忙不完。岭南属丘陵地带，山里杂柴几乎砍得一根不剩，造成了严重的柴荒。于是，爷爷与父亲就在离棠溪五里外的深坑砍柴，砍完后，与刚刚赶到溪山村的大姑汇合，三个人挑着柴，走二十五里的山道到阮庄，每年秋冬来回挑二三十次之多，肩膀磨破皮、渗出血是常事。
四明山海拔高，雨水多，雾气重，由于父亲长期在风雨中劳作，寒湿入侵，从而患上了慢性类风湿关节病。
父亲三十岁那年生的我。从我记事起，风湿就时常侵扰他，关节疼痛，腿脚肿得无法下地。四处寻医问药，切脉调治，中医西医，然而所有的治疗都显得苍白无力。唯有依赖一种“强的松”的西药，才能稍作缓解。医生吩咐其不能过度劳累，不要上山劳作。
但他说身为农民，不劳动怎么生存？每当病情稍有好转，立刻投入到繁重的农活中。我家的田地位于几公里开外的大湖头顶，山道崎岖。耕田、插秧、割稻、挑稻草，这一切，都需要比别家多付出几倍的精力。春天耕田，脚踩下去，冷得刺骨，父亲一锨锨将田泥挖起、敷上、筑好一条条新田埂。谷雨时节，一担担压弯扁担的秧苗挑到山顶，一行行一丘丘来回插完。夏天干旱，水源紧张，白天和前半夜抢田水的人多，父亲就选择后半夜去守水，直到天亮田水灌满，才安心回家。秋天稻谷成熟，父亲和叔伯们抬着打稻机、稻桶，天蒙蒙亮就出发。下午又挑着一担担沉重的稻谷回家，路上的艰辛自不必说。为了节省时间，午餐就在田边吃冷饭、冷菜充饥。
从饥荒年代过来的父亲对粮食格外珍惜。有一天早晨晒稻谷，我失手洒了一地，父亲狠狠地给了我一记“栗子勾”，命令我一粒粒捡起来。这是他唯一一次动手打我。
我曾问父亲，为何别人的田地都挨着村庄，而我家却如此偏僻。父亲缄默不语。小姑告诉我，父亲为了照顾小叔，主动把近的、好的，留给小叔。远的，偏的，留给自己。
后来小叔在一次意外中身亡，倏忽间阴阳两隔，看着早上还与他说过话，中午时就猝然离世的小叔遗体，父亲泪如雨下，他说小叔儿时被一枚桃核卡住喉咙，是他用板车拉着他，一路狂奔去梨洲医院，万幸的是半路上的颠簸，卡在小叔喉咙里的核桃自己吐了出来。旧事如昨，他多么希望此时的小叔，能再一次睁开眼睛啊！
骨肉亲情永远在，小叔走后，父亲常常为婶婶一家劈柴、挑水、种菜，倒污臭难闻的粪桶，从无一句怨言，堂弟生病，父亲背着他到医院跑来跑去，尽到做大伯的责任。
父亲十分节俭。太阳一落山，就催促我们上楼睡觉。他说省下几度电，可以买一包盐。以至于仲林叔每次来收电费，看着那一点点电量，以为电表出了问题。
我家地势高，站在稻地可一览村庄全貌。一日傍晚，下棠溪有户人家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父亲见状，大喊一声：“不好，着火了。”提上水桶，叫上邻居叔伯，赶去救援。我与母亲站在窗户前，看着肆虐的火光，心一阵阵揪紧。大火熄灭后，父亲满身疲惫回到家，头发焦了，脸上被烟熏得乌黑，母亲道：“你腿脚不便，万一出点事，我们家里怎么办？”父亲一边洗脸一边说：“情况危急，哪里顾得上这些。”
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父亲的十个手指关节越加肿大、变形，手臂弯曲，肌肉萎缩，小腿皮肤溃疡，脚趾挤在一起。针灸、艾灸、西药、中药、喝蕲蛇酒、吃毒蜈蚣，试了很多偏方秘方，然而都无济于事。父亲的病痛，母亲的眼泪，使得家里一片忧心忡忡。父亲无法照顾我，故从小教育我要独立自强。我家到学校距离最远，冰雪天路滑，既要背着书包，又要拎着取暖的铜火炉，别的小孩子都由父亲背着去，而我不能。父亲在我的球鞋上系一根稻草绳，以防止我滑倒。他鼓励我说：“囡囡是最棒的，放大胆，慢慢往前走。”多少次风雨中，他拄着拐杖站在路口目送我的背影。
我的父亲从不敢参加家长会。有次老师上门家访，他惶惶地解释道，我这个形象，让那些小佬官见到影响不好。确实，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父亲挑着柴从操场边走过，有些男同学，故意跑到我面前喊：“小牛来了，小牛撇脚来了。”我气得咬牙切齿，然后他们又无赖地说：“我们说的是牛，牛又不是你爸。”我哭着回家，父亲说：“不要难过，就当耳旁风。”
秋去冬来，日子在疼痛中一天天熬过去。父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肋条棱棱可数。我劝父亲不要再下地劳作了。可是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父亲说，田地荒芜，心里过意不去。远的地方去不了，他就在家附近见缝插针，哪怕巴掌大的一块地，都被他种得满满当当。有次我回家，看见他身上用一块布条绑着锄头，步履蹒跚地从山里下来，我问：“爸，你去哪里了？”他说：“趁我还能走几步，去后门山地里看看。”我心里明白，他一定是去削草了。
每次回村，那些大伯大嬷总跟我讲：“你妈外出做保姆，你爸独自在家，他的腿脚，手掌都已经那样了，还上山捡柴，修剪茶叶，种菜，你劝劝他，不要上山，万一摔跤怎么办。”可是，这一切，父亲从来都是瞒着我们，我几乎每天与他通话，他总说：“爸爸一切都好，能吃能睡，你们放心。”
六十七岁，风湿入侵到他的心脏，累及多个内脏系统，胸闷气喘，肾衰竭。浙一专家说，只能换个心脏瓣膜试试，若手术成功，还有三五年生存时间。我们征求父亲的意见，他说：“我活到今天，已经够了。”
父亲此生未出过远门，我带他看看钱塘江，已然十分知足。不过他多年来的心愿是去见一见舟山跨海大桥，在余姚住院期间，弟弟载着他去了一趟，可是身体不适，已无法欣赏美景。
父亲离世的前一天，母亲来电，父亲在一旁微弱地说：“春地，爸爸眼睛看不见了。”我奔下楼，跳上出租车飞奔而回，路上心如刀绞。父亲躺在床上，双眼满含泪水，他那僵硬畸形的手牵着我说：“春地，从小到大，爸爸没能力让你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你们受苦了。”
那夜的月光从小小的窗里透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幽幽地照在父亲苍白的脸上。母亲抱着父亲，我和弟弟抚摸着父亲的手。
时光如流水，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八年。这八年来，许多陈年旧事早被时间冲淡，但关于父亲的记忆，却始终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