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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英雄的城市，今天的重庆有着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比如渣滓洞、白公馆，但最著名的莫过于“红色三岩”——红岩嘴、曾家岩、虎头岩，其中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在那段峥嵘岁月里，仿佛一盏明灯，闪耀在茫茫雾都。前不久，我到重庆，走进了曾家岩50号，真切感受到了当年共产党人在险象环生中的大智大勇与豁达胸襟。
曾家岩50号周公馆，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不大，是一栋灰色调的砖木混合结构的小楼，坐北朝南，依岩而筑，面临嘉陵江，呈“回”字形，正中设有天井，简朴中透着一份古朴与厚重。整栋建筑占地面积364平方米，建筑面积882平方米，共有房舍21间。它本是重庆地方人士赵少龙的宅院。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住房甚是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又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于是，邓颖超便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一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并对外称“周公馆”，以此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在这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文委、妇女组、军事组、外事组等常驻于此，并由此开辟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妇女工作、军事工作、外事工作新局面。南方局的领导人们曾在这里策划了诸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这里成为了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之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也曾在此接见中外各界人士。
今天走进周公馆，我仿佛能听到历史庄严而又真切的回音。1939年初，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要机构入驻这里后，策划了怎样的抗日大计？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每一个房间，每一块砖石，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我在周公馆里仔细端详，仿佛走进了一个历史的画卷。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革命的故事等待我去发现。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仿佛看到那些革命者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身影，听到他们为了正义事业而发出的坚定声音。周公馆的一楼有一间会议室，那里是南方局领导们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我想象着当年他们在这里讨论着国家大事，策划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会议室里的每一张桌子、每一把椅子，都记录着那些为国家和人民付出的努力。左侧一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十几平方米大小，里面的摆设都是原样复原:一张办公桌椅、一张床、两三件旧式家具。门口墙上悬挂着一组周恩来夫妇的照片，有周恩来在此办公的工作照，还有两人1940年在重庆纪念结婚15周年的留影。照片上他们面带微笑，这样的笑容感染了在这艰苦环境下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他们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无尽的心血。看着他们曾经用过的文件和办公用品，我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崇高品质。
曾家岩50号地处街巷尽头，四周环境复杂，右侧为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政府警察局派出所。为了监视周公馆，国民党军统特务在路口开了一个小茶馆和修鞋铺，从早到晚轮流坐在这两间房屋中，目光牢牢锁定在周公馆的大门上。而我党的同志，也对监视点的特务看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后来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谁是干什么的，这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其实，在周公馆的内部，办公环境也非常有趣，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我党南方局租用，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奇特现象。两党人员共同进出一个大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息，但互相几乎没有往来，却也相安无事。1958年11月，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曾幽默地作诗记其事:“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在渝从事革命活动的这段历史，曾家岩50号被人民政府辟为纪念地，于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随后该处纪念地被国务院颁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再也看不见当年那条狭窄而幽静的石板小路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曾家岩广场。广场中央塑立着一尊周恩来风雨兼程、辛勤奔走的全身铜像，人们在这里追寻往事，缅怀伟人，开创未来。
我在周公馆逗留了许久，每一扇门、每一堵墙、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这里曾经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指挥中心。无数革命者在这里集结，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奋斗。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不屈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是的，周公馆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发展历程中的艰辛与辉煌。它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先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