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汉良
要说手表这东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为风靡。那时候，年轻人结婚的嫁妆“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手表是不可缺或的。
那个时候，谁要是有一块手表，真的让人羡慕不已。戴表的人，往往很会显摆，把戴表那只手的袖管故意卷高一些，露出手表来。还有那看表的动作更是夸张，当着众人面，先把戴表的那只手大幅度地一伸一抬，然后小臂一弯，眼前一亮，手表从袖口中全露出来，然后双眼一瞄，喜滋滋地说：“十点三刻，不早了，回家啰！”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偶尔看见某位老师或某个公社干部手腕上戴个手表，觉得十分稀奇。这么小一块亮锃锃的铁疙瘩，上面罩着一片眼镜片大小的玻璃，傍边一颗小螺丝拧几下，里面的指针居然“滴答、滴答、滴答”地响着转圈，会准确地显示出时间来。
小孩子是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手表买不起，自己画一个还不容易。于是乎我们的小手腕上，都画上了手表，颜色浓的是用毛笔或者钢笔画的，淡的是铅笔画的，但是，都不长久，碰到水就没了。而且用铅笔画的时候，很难画上去，想画的浓一点，须用些力，皮肤会感觉到疼，如果铅笔头很尖，还会划破皮肤、划出血痕来。当然，再疼也是快乐的，都能忍着。后来有了圆珠笔，画上去，不仅不太会疼，而且会保持得更长久些。
七十年代初，我任公社初中的民办教师，看到同事们多数有手表，心里十分羡慕，无奈囊中羞涩。当时我每月工资36元，其中30元须交给自己的生产大队，队里给我记工分，留给我6元的津贴，仅够用作一个月伙食费。
那时国产的品牌手表也不少，比如北京的“双菱”“长城”，上海的“海燕”“钻石”“宝石”，天津的“海鸥”“东风”等等，其中上海的“钻石”牌手表是我们浙江青年人所追求的，据说这款表走时特准，不易坏，坊间还流传“男人有块‘钻石’表，不愁老婆找不到”的说法。
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单单我买不起，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都买不起，而且也没处买，因为凭票供应，手表属于最紧俏的商品之一。能戴上手表的，一般家庭条件都比较富裕，而且要有弄到票子的“路头”。因此，戴手表就成了身份的象征。当然也有人对表独有情钟，喜欢戴表的感觉，就像有人喜欢买名包、有人喜欢买名车一样，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买一块自己喜欢的表，体现自己的价值。
高中毕业后，有几位同学被安排进社办厂，不久他们当上师傅或者技术员，有的当上了厂长，收入增加，手腕上都戴着亮锃锃的手表，风头远远盖过我这个当老师的。
七十年代末，我家有了第一块手表，是父亲托人买来的一块杭州产“西湖”牌手表，花了80元，还让我先戴了几个星期过过瘾。
我并不后悔做一个民办教师，当初在选择是进社办厂还是做老师时，是父亲帮我做的决定。知子莫属父，感谢父亲，人生就像一块手表，如果走时不准，那么每走一步都是错误。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毕业的第二年，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块上海产“宝石”牌手表，再后来，也给妻子买过一块带日历的“双狮”牌手表。
儿子五六岁时，他闹着也要戴手表，我如法炮制，用水彩笔在他的小手腕上画手表，就像以前自己小时候画手表时一样，他快乐得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当然，上小学后不好再骗，就给他买一块真正会走的电子表。儿子参加工作后，给他自己买的是一块全自动“西铁城”表。
人生就像钟表，能够回到最初，却已不是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