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春地
阿松伯，生于1949年，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他排行老小，由于当年家境贫寒，一生未婚。他性情温和、为人良善、开朗乐观，深得村民的信赖。在棠溪老台门，他就像一位托儿所的老师，哪家有事需要外出，将孩子托付给他，他总尽心尽意照看。孩子们哭了，他抱在怀里哄着；孩子们饿了，他煮白粥喂着；孩子们蹒跚学步，他牵着衣角，躬着身，引导他们一步步走着……
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教大一点的男孩子玩滑雪车、打弹弓、转陀螺、捉蟋蟀、挥动竹竿抓蜻蜓。教女孩子玩花线绷、削毛竹针，做鸡毛毽子。他还带领大家亲近自然，到户外捉螃蟹、钓田鸡、打枣子，摘柿子等。他的耐心和爱心，令村民们佩服不已。而孩子们，也十分喜欢与他亲近，在老台门、祠堂里、车站头，村道上，常能看到他带领孩子的身影。
有几年，不知哪里刮来的风，村里有些人家用童子尿煮蛋。据说吃了春天不犯困，夏天不中暑。于是，童子尿便成了抢手货。常见一帮妇女拎着桶，站在学校男厕门口，发糖果收买小男生，收集新鲜的尿液，即使这样，有些男孩也不怎么愿意。而阿松伯拎着水桶，往厕所门口一站，咳嗽两声，男孩子们便蜂拥而至。即使没尿，他们也想尽办法憋出一点。他将煮好的蛋，分享给左邻右舍。有次我路过，他说让我尝尝，我一闻那尿骚味，捏着鼻子赶紧跑开。
他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农忙季节，无论播种、插秧、割稻、晒谷、烧炭、造房子做小工……哪家需要人手找他帮忙，他毫不推辞，也从不计较工钱。他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句话，是他的生活哲学，简单，真实。
阿松伯的住所，位于老台门的最里侧，一间半老屋，室内幽暗，一堵暗淡的墙上，贴着泛黄的年画。一张四方桌、两把竹椅子、一口独眼灶，一个碗柜，一把热水壶、一只水桶，这些家当，构成了他一楼的全部。
每当清明前后，家家户户采茶忙，此时，阿松伯屋里就成了临时小食堂。我也曾去吃过一回，记得那天他准备了一碗凉拌豆腐、一碗炒青菜、一碗腌花生。他说：阿伯这里没什么菜，但只要你们来吃，咸菜豆腐总有。我喜欢吃他做的腌花生，他记在心里，每年秋天多腌一瓫。尽管他帮别人带孩子、干农活。但他却从不随便在别人家吃饭要好处。做人的原则、分寸、进退，拿捏得恰到好处。有时邻居叫他：“阿松，你反正一个人，到我家吃一口好嘞。”他摆摆手，笑着说：“我自己回去烧就可以。”
我家也常找阿松伯帮忙。我父亲与他同龄，两人从小一起放牛、砍柴、烧炭、背毛竹等，关系甚好。在我四五岁时，父母亲每晚要煮几大锅的番薯藤，一边煮，一边翻，一边撸掉老茎，冷却后倒在大缸里保存，作为来年的猪饲料。我害怕独自上楼睡觉，这时，阿松伯就会过来帮忙，他抱着我，一边往灶膛添柴，一边哼着自己独创的摇篮曲，让我在漫天的烟气中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还有一次，我和弟弟住在外婆家。奶奶病重，父亲拜托阿松伯将我们接回棠溪。那时的弟弟只有两岁，我六岁，他将我们安置在两个竹篮里，沿着蜿蜒起伏的小路，翻山越岭挑回家。弟弟小，路上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还从篮子里爬出来，阿伯只得走走停停，边逗边哄。记忆中，那日的天空湛蓝如洗，田野碧绿如茵，我坐在后面，看着阳光洒在阿松伯身上，他挑着竹篮的身影，如一帧帧剪影，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阿松伯带过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他又肩负起带“第二代的重任。”村民们开玩笑说，阿松自己无儿无女，但他却抱大了一代又一代，担任着爷爷与外公的角色。
每次回到老台门，看到他身边总簇拥着几个孩子，有说有笑，玩得不亦乐乎，阿松伯的口中依然哼着那首小曲儿。柏明哥的女儿，名字叫丽娜，是他疼爱的孩子之一。她哭的时候，阿松伯一边哄，一边唱改编的儿歌：“王老先生有块地呀，丽娜丽娜呦。他在田边养小鸡呀，丽娜丽娜呦……”说来也怪，到他手里，丽娜便破涕为笑。
我女儿田田寄养在父母家期间，阿松伯常带着她满村转：有时去祠堂看戏、有时到溪边嬉水，有时抱去大树林看风景。牙牙学语的女儿说她最喜欢阿松外公抱抱。
女儿上小学，我忙着工作，去棠溪的机会不多。于是，我们也成了他心头的牵挂。有一次，我在嵊州的家里，中午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阿松伯，挑着满满两蛇皮袋的土特产，气喘吁吁站在门口。
“阿伯，你怎么找到的？”
“我跟你爸要的地址，早晨先走到乌坑，乘小四轮到客运中心，再乘公交，半天工夫就到了。嵊县么，我以前到过一次，记得一些路。”他轻描淡写地说着。我知道，从棠溪徒步到坞坑，至少需两小时，更何况挑着这么重的一担山货。
“你爸爸种的，他腿脚不方便，正好我来，同时看看田田。”
他平时从不喝酒，也不抽烟，在我家简单吃了口饭，与女儿玩了一会儿，就匆匆去嵊州棠头溪他的妹妹家。我们送他上车，他在车窗前挥着手，这场景，多年后，依然清晰如昨。
2016年8月，我回去过中元节，看见他在金校叔家打扑克。
“阿伯。”
“嗯，你回来了。”他扭头应了一声，又继续打扑克。我纳闷着，平时我前脚到家，他后脚就来，手里总会提着一两样我爱吃的烤芋艿、煨年糕，炒花生等。然而，那次却没有。傍晚我回杭州时，见他还在兴致勃勃地打扑克：“阿伯，我回杭州了。”他转过头微笑着说：“好，慢点开车。”
想不到，那一次见面，竟是永别。
同年，一天夜里，窗外细雨如织，凄冷入骨。母亲一个电话，如冰冷的铁锤，砸碎了我心中的平静，她悲痛地告诉我，阿松伯因突发脑出血而去世。我握着电话，心如刀绞。死亡，如此突然，如此无情，又如此真实。身子骨硬朗矍铄的阿伯，竟然像窗外的一滴雨、一粒灰尘，悄无声息地融入泥土，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再也无法寻觅。
七年来，他有两次出现在我梦中，还是印象中的模样，穿着一身粗衣粗裤，微笑着，不说话。
回想起阿松伯的一生，他的生活里没有风起云涌的江湖、没有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没什么财富，也没什么物欲。独自在家面对孤灯冷壁，残月孤星。而在外面，他却像一盏明灯，发光、散热，温暖着身边的人。
这就是阿松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我想，那些在老台门长大的孩子们，都会铭记他的好，铭记他的笑容，铭记他的摇篮曲、铭记他的关爱，铭记他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
阿伯，我们永远记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