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 伟
我14岁上初中，上了初中才知道有一个不怎么走动的远房老表，他年长于我，成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父母告诉我，应该叫他“孝苗阿哥”。
人前我叫他“李老师”，私下里才叫他“阿哥”。因为我这两个称呼切换得好，孝苗阿哥在我父母那里常夸我聪明。
孝苗阿哥不苟言笑，对学生很严厉，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在他面前都规规矩矩，我更是害怕至极。
孝苗阿哥对我甚是严格，从不因为是亲戚关系给予任何额外照顾。无论我在学业上如何拔尖，从不在我面前夸赞一句。尤其是在语文上，尽管我的作文次次当例文在年级上展出，他也只是在班级上当众朗读一遍，自己不作任何夸赞，留给同学们去效仿学习。
记得我读完初一第一学期的时候，我们乡下初中要取消英语教学，孝苗阿哥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说英语取消了，对以后学业会有很大影响，让我考虑转学。而后又找我父母商量，我文盲的父母当然没有主意，让阿哥定夺。阿哥为我联系好了城区的学校，可最后校方为了升学率，根本不肯放我这个“尖子生”走。事后，我才知道阿哥为这事还跟校长吵了架。
我们的学校是文革时期的产物，老校名叫“五七学校”，建在深山里的半山腰上，冬天非常的冷。因为条件限制，初一初二的学生还不能寄宿，我每天往返十多公里去上学。孝苗阿哥就让我留校和他一起睡。很多的时候阿哥骑自行车回家，我就睡他的寝室，如果他也留校，我就睡他“脚后头”，不知道阿哥是如何忍受我白天疯跑一天后的臭脚的，但我知道，阿哥是有轻微的洁癖的。
中考的时候，孝苗阿哥同我父母商量，让我报考师范学校，在那个“跳出农门万丈高”的年代，考上中专预示着脱离了农村的苦难生活。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如愿地考上了师范学校。
这一次，孝苗阿哥笑了。
三年后师范毕业，尽管那时候是包分配，但去向有好多，没有门路的我被分配去了山区。知道我的去向后，孝苗阿哥发火了，对我父母都起了高声，说他们怎么不和他早点商量。他特地陪着我去报到，甚至托关系找门路想让我分配到好点的学校，我第一次看到阿哥给人赔笑脸说好话，那是一个曾经跟校长顶嘴吵架的人啊！
很多年之后，等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他已是城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我托他把儿子送进了他所在的学校。不出所料，他像对我一样，又重复了一次，这次的对象是我的儿子。
孝苗阿哥和我一样，都是不善用言语表达的人。他用行动证明，而我今天只能用文字证明，在心灵的最深处，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会一直涌动、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