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一次偶然闲聊得知，在陆埠镇石门村有一座云顶寺，颇有些年头。我去过石门多次，之前不曾留意。为此，我专门翻阅了梨洲先生的《四明山志》，读到关于“云顶圣寿寺”的记载，觉得确实是错过了。“在双雁乡山顶，至元十九年僧宝业建”。现境陆埠镇与梨洲街道在山岙间有接壤，古时的双雁乡基本属现今梨洲街道。石门村下鲁及鲁家岙北一带，在古时属双雁乡。梨洲先生隐居著述的化安山，离石门差不多10公里路。想必，梨洲先生曾在那里留有足迹。
我准备去云顶寺看看。那天上午，轻细的秋雨时落时不落。由玉明兄驾车，邀上熟悉当地情况的国芳叔、鲁老乡长，前往石门。自城区过陆埠集镇，从陆埠水库大坝下的兰山村一个三岔口靠右直行，深入山里。坡路蜿蜒，屋舍错落；古树参差，绿意扑面。在一个略显狭窄的拐弯处，国芳叔说：“喏，这里原是仅一、两人可过的入口，故名石门。现在造路拓宽了。”我想，百余年前往里探寻，岂非活脱脱一个桃花源境？穿过村庄，车辆若船只摇摆着碾在砂石路上，最终到了车辆没法往前的石阶前。我想到王维的一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里，溪涧倒是流得畅快，而雾岚如轻纱蒸腾，缥缥缈缈。玉明兄说：“沿石阶往上走七百级，就到云顶寺了。”相对于陆埠集镇，那可真是有云的山顶了。
鲁老乡长四下搜寻，就地取材，捡起一根树枝，作为拐杖。我就地取的是什么？或许是鸟鸣，是轻风，是绿意……一行人拄着就地拣拾的有形或无形的“拐杖”，沿着石径缓缓登行。这样的有氧运动，于古人或许是日常，于现时代的人大多已是难得。秋尚清浅着，被雨水润过的山林，更显苍翠。树木或竹子的一片片鲜嫩绿叶，犹如玛瑙透亮。与石径几乎并行的溪涧，流水时徐时疾，陡峭处水击于岩石溅起的水珠，似是玉珠晶莹。这山径和溪涧古已有之，千百年间，有多少人走过这样的“云梯”？想必，有农夫，有僧人，有信众。这样的跋涉，身心从容。他们在山间讨得生活，寻得皈依，享得安宁。而我们四五位访谒者，将会获得什么？多年后，是否会有人在意我们的足迹，从而对云顶寺倍感向往和珍重？
我翻阅鲁老乡长带着的《余姚抗日战争史料选编》，读到四明地区交通总站站长翁惠珍的回忆文章《抗战时期的四明交通总站》，其中提及：“鲁家岙云顶寺的和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们。”鲁老乡长说，云顶寺当年在革命工作中发挥过作用，这里曾安置和救护在战斗中受伤的战士，还常屯放粮食、纸张等军需物资。“我年轻时见过云顶寺的住持龙正，村里许多人也见过。他身上有功夫，胸怀正义心。”鲁老乡长说起了诸多革命志士与云顶寺、龙正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朱之光，和龙正有较深的交情。曾经，朱之光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从老家左溪去袁马、孔岙等红色堡垒村，必经云顶寺。有一次，朱之光在寺中养病，却遇敌人搜捕，幸得龙正巧妙掩护才免遭毒手。
嗯，在这山间奔走的，曾有为寻求光明而斗争的革命先辈。我们走着的山径，正是朱之光曾经走过的。山林见证，那矫健的步伐、伟岸的身影。由此，云顶寺在我的心里，平添了分量。
我们四五人一边聊着，一边赏景。脚步却是一刻不停，这就抵达了“云顶”。国芳叔引着一行人查看立于民国廿五年（1936）十一月的一方石碑。我细细辨识，碑文题为《重建云顶山大雄宝殿记》，“云唐代有高人得道于斯。山顶有庙，明崇祯时，曾聚僧众数千。曾昔浙江仅知有云顶，而天童玉皇均无闻焉。”然后，有第一人称表述：“余久慕其名而未一往，今秋约三五同参作云顶游。先由宁波乘车抵蜀山，计程八十里。步行十里到陆家埠，更二十余里至鲁家岙，登山顶又五六里。”我不知道这第一人称“余”，具体是哪位人物。但显然颇有学识，且有名望。碑文落款为“监造人”五位，署名徐文洞、谢元法、孙志刚、周高森、任希静。碑文有状景描写，如“山路崎岖、青壁卓绝，攀援而升，远眺近俯惟云顶之势独佳”。又称，“大殿在十五年前重葺，今颓圯矣。凄神寒骨，为之怆然。余不忍名迹之湮没，亟图建复”。
由碑文可知，云顶寺早在唐代就有香火，而后时毁时建、时兴时衰。如元代诗人柳贯称宋代就有隐士，黄梨洲《四明山志》称元代僧人宝业建，应都是自唐而下的承继者。到了民国，又有宁波慕名者“归而倡议，果得赞助，挚举腋集，重兴土木”。
陆埠云顶寺史脉绵长，声名厚重，且有红色基因积淀，实属瑰宝级的一处名胜。一行四五人，久久停留，不时喟叹。我在手机上记着从心头奔涌的句子，定题《秋日访古寺遗址》：显然，山是活的/就像经书是活的，密布竖排偈语/溪涧泄密山上的佚事/我沿石径倒叙红尘的消息/只是，确定不了是否有人接收……